到一年端午節，又聞粽子香，又見龍舟舞，自然又想起屈原來了。早就想寫點什么了，為了屈原，為了他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了他的“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當然更為了他那不愿隨波逐流，而寧愿懷石沉江、以死明志的高潔情操和磊落胸懷。

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我翻閱了關于屈原大量的史學資料，這才對屈原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和認知，但是，究竟該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屈原這樣一位歷史偉人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只可能根據屈原的身世、作品以及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去發現去了解去分析去品評，然而由于年代久遠一些史料的不夠詳實，至今我們也無法有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論，但其大致的脈絡和情景還是比較明確而清晰的。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屈原的身世和經歷，屈原（約公元前340—277年）名平，字原，是楚國的同姓貴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為氏。屈原一生經歷了楚威王、楚懷王、頃襄王三個時期，而主要活動于楚懷王時期。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屈原年輕時即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官至左徒（僅次于宰相），“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本傳），是楚國內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楚懷王聽信讒言，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屈原曾經兩次被流放，而在流放期間仍憂國憂民，公元前277年5月5日因見國家大勢已去，救國無望，悲憤難已自沉汨羅江而死。到了第二年的這一天，當地的百姓想起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劃了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來，他們又把盛著米飯的竹筒子改為粽子，劃小船改為賽龍船。這種紀念屈原的活動漸漸地就成為一種風俗，人們把每年農歷五月初五稱為端午節，傳說這也就是端午節的由來。

其次讓我們來看看屈原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屈原所處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屈原因出身貴族，又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可謂少年得志。屈原為實現楚國的統一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一個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后來由于屈原遭受小人的嫉妒和誣陷，被楚懷王疏遠。也因此導致懷王外交上舉措失當，楚國接連遭到秦、齊、韓、魏的圍攻，陷入困境。懷王三十年，秦人誘騙懷王會于武關。屈原曾極力勸阻，而懷王的小兒子子蘭等卻力主懷王入秦，結果懷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約在懷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漢北一帶，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在頃襄王接位后的第七年，竟然與秦結為婚姻，以求暫時茍安。由于屈原反對他們的可恥立場，并指斥子蘭對懷王的屈辱而死負有責任，子蘭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造謠詆毀屈原，導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帶，時間約為頃襄王十三年前后。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火燒夷陵。次年，秦軍又進一步深入，楚國已呈徹底瓦解之勢。

其三讓我們再來看看屈原留給世人的優秀作品及其輝煌成就，屈原的作品計有《離騷》、《天問》、《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漁父》等篇是否為屈原所作，學術界尚有爭議。其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長的一首浪漫主義的政治抒情詩。《天問》是古今罕見的奇特詩篇，它以問語一連向蒼天提出了172個問題，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學、哲學等許多領域，表現了詩人對傳統觀念的大膽懷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九歌》是在民間祭歌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一組祭神樂歌，詩中創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戀歌。在中國歷史上，屈原從來就是一位倍受人民景仰和熱愛的詩人。由屈原開創的楚辭，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對后世文學形成無窮的影響。而由于時代的發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區別，楚辭較之《詩經》，已有顯著的進步。因之，它對后來文學的影響，更在《詩經》之上。1953年，屈原還被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會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紀念。

基于以上敘述，我們對屈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從屈原在當時社會中的身份來說，他首先應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人”；但以他巨大的創作成就來說，他又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愛國志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與日月爭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著無數中華兒女，尤其是當國家民族處于危難之際，這種精神的感召作用就尤為突出。

作為一位政治家，屈原在外交方針上，主張與強秦對抗，具有遠大眼光；在內政方面，屈原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行使國家富強的“美政”。這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但由于他仰慕儒家傳說中的圣君賢臣，對政治抱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同時他又蔑視那些貪鄙的貴族，主張改革內政，這也就使得許多人與他為敵，再加上懷王貪利受騙，頃襄王畏怯妥協，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確主張，反而因為他堅持己見而加以懲罰，致使屈原流落異鄉，抱憾終身。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屈原是一個有遠見有抱負的政治家，但他并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但是，在排除這些客觀因素之后，我們不難發現導致屈原政治上的失意和促成他人生悲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屈原的性格。從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個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這種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層權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難以在這個圈子里長久立足。還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時候，上官大夫就輕而易舉地使懷王疏遠了他，這不能說完全是由于懷王的昏庸（否則無法解釋懷王起初怎么會重用他）；應該說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義態度，同實際的政治環境本來是難以協調的，何況當時楚國又正呈現衰亂的狀態。在歷史上，像這種詩人氣質與環境的矛盾，延續到后世，還出現了如李白等同一類型的人物，他們在政治上的失意在人生的路途上歷盡了坎坷，但同時也造就了他們優秀的文學。

作為一位詩人，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這標志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一個新時代。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浪漫主義詩人的杰出代表。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并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

屈原的作品，以縱橫恣意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蕩的情感。屈原贊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屈原的創作成就是巨大而輝煌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復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屈原的創作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他一生留下《離騷》、《九章》、《天問》、《九歌》等許多不朽的詩篇，后人將其作品輯為《楚辭》，千古流傳，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璀璨明珠，“逸響偉辭，卓絕一世”。

二是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詩人。屈原通過對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對基于內在美和儀表美的追求、對香草美人的追求以及對邪惡勢力的斗爭和從詩中表現出的清高思想均表現出崇高的人格美。雖然他的愛國和忠君聯系在一起，但他并不背離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同時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從而也是國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對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有堅定的信念，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與自身所屬社會集團的大多數人對抗，寧死不渝。這就在忠君愛國的公認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獨立思考、忠于自身認識的權利。作為理想的殉難者，后人曾從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

三是屈原是一位不懈追求美愛美謳歌美的詩人。屈原對美的追求與熱愛表現在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樣，他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艷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云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因此，毫無疑義，作為一位詩人，屈原是成功的，是偉大的，是不朽的。秭歸是屈原的故鄉，屈原自幼生長在西陵峽畔，受山水陶冶，重內美，愛整潔，勤學問。在故鄉樂平里，至今還流傳著許多他少時生活、學習的傳說及其有關遺跡。最早的屈原祠修建于屈原的誕生地——湖北省秭歸縣縣城東北30公里的屈原鎮樂平里，名曰屈原廟。另一種傳說是，屈原自投汨羅江后，有神魚負尸托回故里，后人建祠聳墓，以供憑吊。宋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尊封屈原為“清烈公”，將屈原祠修繕并更名為“清烈公祠”。1976年，長江葛洲壩水利工程興建，江水水位升高，清烈公祠遷往距縣城3公里的向家坪，重更名為屈原祠，即現在的屈原祠。而今三峽庫區建成蓄水后，現在的屈原祠所在地又將被淹沒，規劃中的屈原祠將遷往秭歸新縣城東邊風景秀麗的鳳凰山上重建。現在，一座新的秭歸縣城正在三峽壩址中堡島附近的茅坪鎮興建，我們有理由相信其所代表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將會不斷地得以繼承和傳揚。

然而，在屈原仙去2280多年之后的今天，在科學技術和社會文明高速發展的今天，當我們翻開每天的報紙，打開電腦在網上的新聞欄目里，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一個又一個貪官污吏前仆后繼地中彈落馬，一個又一個冤假錯案仍未得以糾正和昭雪，一個又一個目不識丁的鄙夫莽漢卻是香車美女腰纏萬貫，一個又一個真正的英雄流血還流淚，一個又一個德才兼備的學子在這市場經濟大潮影響充滿銅臭的社會里或是為了生活四處奔波或是成為富人當權者手中的玩偶或是因找不到工作而茫然四顧……我真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又能說些什么？

俗話說：時世造英雄，憤怒出詩人。我們知道屈原的憤怒直接來自于當時社會黑暗勢力的重壓，他“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這使屈原內心深處郁結著強烈的憤激之情，這種感情達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發之勢噴薄而出。詩人上指蒼天，下瞰大地，縱橫馳騁。詠香草鮮花以頌君子，斥惡草臭葉以責小人。他還把矛頭直指楚王。賣國賊、專權者、嫉妒者、誹謗者，統統成了他筆下鞭撻的對象。“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屈原的高尚與奸黨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么鮮明的對比啊!同理思之，今天的我們又有憤怒嗎？如果有，那又是來自于何處呢？

我常獨自在陽光下靜思，在月光下沉吟，一邊遙想著屈原的詩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一邊細細地品味著這當世的日月之光是否與屈原吟頌的日月光輝有所不同？是啊，盡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偉大人格依然光照千秋，萬代景仰。于是，我又不能不想起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不能不想起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等等歷代的文人志士們，想他們為什么仍會爭而效之為什么仍會步屈原之后塵？

想逝者已矣，生者何歡？或許真如人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看世事輪回，因法自然，深而思之，也不禁釋然。只值此端午佳節之際，又聞粽米香，又見龍舟舞，方念及屈原之生平舊事，再讀其輝煌之篇章，難免感慨良多，故此為文以記之。（本文于2005年6月10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