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篇目很有意思。

比如第一篇叫做“學而”，出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看這一篇中，也說不只是學習的事情。“為政”篇也說的不是政治的內容。也就是說，《論語》的篇目，也根本不是一篇一章的題目，也就是截了這一篇中的第一句話的前兩個字為題。更有甚者，只看篇目的這兩個字，不但含糊，并且會與正文誤會。比如“雍也”篇，正文“雍也可使南面。”，“雍”指“冉雍”，是一個人，“也”無實意卻成歧意。“子罕”篇，正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按一般的解釋“子罕言”是說“孔子很少說”。初看來，倒深得“子罕”和“子路、子貢、子夏”等同，也是孔子的一個學生了。

以首句的最前兩字為題行不行？不是不行。問題是，做為一部以“斷章”為篇的論語的編修者，為什么以此句為首？又為什么擇取前兩字？這就涉及到了題目的意義。我想題目的意思應當具備以下兩種：做為標識，做為提挈。

做為標識的功能，篇目很容易，任何不重復的記號都可以。至于能醒目，能上口又是另外一格。更重要的，題目也應當還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做為一篇的主眼，或者能牽引主線的作用才好。這樣，整篇才會真正意義的在題目統領下，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不然的話，就會文不對題，再說的難聽點，就會掛一樣東西，賣的卻是另外的一樣東西。以上這些也不是什么新鮮的論調，也應當是作文編書人的基本常識吧。可論語為什么卻沒有做到？

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一、孔子的原因。

從孔子的講學過程來看，也并沒有一個完整系統的講義，他的學生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教科書。從《論語》內容我們可以看到，記載的大都也是孔子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些片段。他的教學過程也就貫穿其中，學生就隨時聽，有了心得的隨手記，并不像我們現在要規規矩矩的坐下來，條理分明的板演，課件。就在孔子晚年講學時，也經常是學生提問，老師思路點撥。“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生隨便問，老師隨口答，而且還往往是點到為止。學生的程度不同，問的問題又各異。孔子的回答也因材適教，因人而異，這樣，孔子的講學隨意性就很大，就教學的過程來看，也根本不可能有一個順序的，漸進的，條理分明的整體系統。但孔子本身的學問應當是“清楚明白”的一個整體。他說“吾道一以貫之”，若不然，他就會自相矛盾，就不能周游列國，也不能教學學生又師表萬世。

孔子如此隨便個性的教學模式，如何體現和傳承他統一系統的思想呢？這個工作由他的學生，還有學生的學生們來做。也就有了《論語》了。《論語》編修不得當，責任應當在于孔子的學生們。這是原因二。

沒想到《論語》編了，卻幾乎等于沒編。也還是當年孔子“天花亂墜”般的零散片段。句句經典，整體看來卻又混亂不堪。這我們也要追究他學生的不負責任了。又，那么，他學生為什么會把這件極嚴肅的事情搞得也這么“隨便”？可能的原因，一是智力問題，二是別有用意。第一種情況應當容易否定掉，他的學生里是有笨點的，但也比一般的聰明人要高智商了。編書的人也更是絕頂的聰明。那么就是第二種可能，“別有用心”。固然，孔子的學生多是聰明人，但聰明人多了，又聚成伙了，反倒不是好事：老師說沒說過這話？說過。老師說的是對的！但他是在什么情況下說的？是先說的還是后說的？你非要把老師的這句話編到那句話后面就是老師原本的意思嗎？你可知道，我們老師表面說這話是一個意思，其實他暗指的卻是另外的意思。你把這些表面意思相近的話編到一起又合理嗎？（這種情況也確實存在的。尤其在史料編纂的過程中，事實是事實，但經過編者的選擇性的整理，歷史的出入就會很大。）基于以上的原因，也就是孔子的學生為了避免麻煩，但也可能在編《論語》的過程中，也就遇到了“論”“語”的麻煩。于是就索性，每人一片竹簡，大家都寫自己的記錄，寫完了，用繩子一串編，這叫做編而不編，也叫不編而編。篇目的名字也好說，這樣，隨便取兩個字做篇目。這也并不違反老師的風格，叫做“述而不作”。學生們也就皆大歡喜。

若真的如此，問題也還沒有解決。也就是孔子到底講什么？“儒家”學說從根本上，系統上來說，又是應當怎樣解釋教義。這個問題，連同《論語》又一并推給了后世后學。

不論怎樣，《論語》也畢竟成其經典。這是孔學的魅力。有時，略一聯想，就想到了畢加索的一些名畫。一些本來正常完整的事物，被拆解的支離破碎，又以奇怪的邏輯組合到了一起，卻形成了出人意料的效果。遠比正常情況下，更具了價值。最起碼，讓人不停的發現，不停的解釋，不斷的推陳出新。每個解讀者各有心得，各執詞，又都以解釋了原本原意為榮。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也真的，不是所有的解構都是成功的，需要的成功條件很多。說話每人都會，能成《論語》的卻只孔子一個。“并不是所有的說話都叫做《論語》”，如此看來，《論》也能算個這方面的經典吧。（本文于2011年3月20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