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在古箏班的走廊里等孩子下課，見幾名家長圍著老師在說著什么，似乎情緒有些激動，便走過去聽聽。原來幾位家長與授課老師因為課時費的算法不同，而產生了誤解，爭論起來。爭執不下的時候，有人叫來了古箏學校的校長，請校長解答。誰知道校長張口就是訓斥，當著那些家長的面，訓斥那位與家長產生爭執的教師。大意是多次要求教師與家長說明費用的收支情況，如果因為告知不清而產生的一切問題，學校概不負責，由教師與家長自行解決。校長這樣一頓責怪，將自己和學校摘得干干凈凈，老師卻是面紅耳赤，家長也是目瞪口呆。校長轉身走了，教師尷尬在那里，家長反而更加不放心了。

　　學校的收費，怎么變成了教師的個人行為了呢？

　　幾位家長情緒更加激動了，招呼著擁向校長辦公室，旁觀的家長也呆不住了，跟著去校長辦公室。留下那位老師，不知道如何是好。

　　看見這樣情形，我想起了《春秋左傳》里的“罪人”與“罪己”說。

　　“罪己”，“罪人”，語出《春秋左傳?莊公十一年》:“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說有了過失，禹和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桀和紂卻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

　　在我們的文明史上，禹和湯都是圣人，桀和紂毫無例外都是昏君。圣人能夠做到遇事“罪己”，而平庸昏聵之人，往往去怪罪別人。可見，凡事做到“罪己”很難；遇事“罪人”卻是極容易的事情。然而，《左傳》卻是極嚴峻地告訴人們，“罪己”與“罪人”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凡夫俗子，有了過失，愿意“罪己”還是去“罪人”，不但會讓事情有不同的發展走向，產生不同的結果，還會因此顯現出一個人的品性。

　　那位校長遇事不是去想辦法解決，不是去攬責，首先想到的是“罪人”。把哪怕一點點責任想都不想就推給別人，而不是站出來，首先“罪己”以顯示出一種擔當，一種責任，給下屬以安慰，給當事人以安心。

　　很多時候，毫無底線地推脫，反而會讓事情復雜化。

　　韓愈在他的《原毀》里說：“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在韓愈看來“其責己也重以周”，就可以稱為“君子”的。所謂“其責己也重以周。”就是要求自己嚴格而全面。這里面談的就是“責己”，所謂“責己”也就《左傳》里的“罪己”。韓愈著重談了“責己”，并沒有涉及“罪人”。但韓愈則進一步談了“責己”的好處，“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有“責己“的肚量，就愿意去“恕人”。“恕人”的結果就是“故人樂為善。”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韓愈的“責己”說就是《左傳》的“罪己”說的正面闡釋。

　　這世上，最難的莫過于勇于承擔過失。最容易的則是有了過錯就推卻責任。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那么多人遇事就去推卸責任，逃避責任。明知道這樣會害人害己，甚至會產生難以預料的結果，連累一些無辜的人。但是，事到臨頭，那些肇事者還是習慣于“罪人”。千方百計去撇清自己，尋找一個又一個替罪羔羊。

　　當“罪人”成為一種風氣，一種習慣的時候，人們也就見慣不怪了。這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種荒誕怪異的境地。沒有人愿意“罪己”，人人都在“罪人”。倘若冷不丁出來一個兩個“罪己”的人，人們反而不自在，不舒服，無法容忍了。

　　所以，歷朝歷代很多人提倡“罪己”。很多開明賢達的君主，都有“罪己書”或者“罪己詔”。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既然“罪己”與“罪人”有著那樣截然不同的結果，為什么那么多人還愿意去“罪人”呢？“罪己”需要擔責，需要勇氣，需要胸懷。

　　現實生活中，“罪己”也好，“罪人”也罷，大都不會有興邦亡國之憂慮。可是，人們往往還是不愿去“罪己”。人們還是習慣了推諉，喜歡了渾渾噩噩度日，習慣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日子。其實，失去了“罪己”勇氣的人，還是習慣了平庸，沒有了進取精神。或許，這些才是最為可怕的。

　　“罪己”還是“罪人”，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格局，境界，修養。

　　有“罪己”的勇氣，才會有“恕人”的胸懷。《增廣賢文》有句云：“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就是這個意思。

　　具有“罪己”之心，才會有“恕人”之意。有了“罪己”之心，才有了擔責的勇氣，有了擔責的意愿，才是一個有擔當的人。這樣的人，無論處在什么位置，擔任什么職責，都會獎懲有度，職責分明，功過分明。其結果就會如韓愈所言“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人們并不會因為“責己也重以周。”就會輕慢了愿意“責己”的人，反而會產生激勵、警策作用。自己不懈怠，別人也不會懈怠，人們會很樂意為你效力。

　　球場上你一腳傳球很離譜，卻去怪罪那個接球的人，結果會如何呢？一個集體項目，人與人之間有了嫌隙，就無法效益最大化。如果你傳飛球之后拍拍胸脯，承擔失誤的責任。對你而言，并無多大傷害，對那個接球的人而言，卻是一種安慰與鼓勵，會愈加努力，發揮出最佳能效。很多事情就是這樣，需要擔責的時候，勇于承擔，不去推諉，不去逃避。人能如此，則善莫大焉。

　　我們生活中，并非不“罪己”，則就會去“罪人”那樣非此即彼般絕對。即便不能“罪己”，也不要輕易去“罪人”，這一點很重要。或者，還要去“恕人”。

　　我們的文化中，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始終都有著“自省”的因子。所以，我們的文明，我們的民族，才會綿延至今，長盛不衰。

　　從《論語》的“吾日三省吾身。”到《左傳》的“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到《原毀》的“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到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無時無刻都在提醒我們的“自省”意識。喪失了自省意識，就會陷于麻木，陷于平庸，進而沉淪。

　　所以，“生于憂患，死于安”的警策，振聾發聵，讓人不敢稍有懈怠。

　　不懈怠，不平庸，不沉淪，遇事就應該首先想一想自己的責任，而不要時刻想著去“罪人”。（本文于2022年7月24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