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記》之前，中國并非沒有史書，而是有著非常豐富的歷史著述，即使遭遇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歷史浩劫，仍有不少先秦典籍流傳下來，其中就有不少是史書。如《尚書》、《春秋》及其三傳、《國語》、《戰國策》、《晏子春秋》、《虞氏春秋》等。然而這些史書或為典誥體，所記只有言，而無事，人們無法看到先人們的歷史活動，如《尚書》；或為編年體，如《春秋》及其三傳，基本上是春秋時期的流水賬，很難全面地反映春秋時期的歷史；或為記言體，偏重于記言，記事的成分很少，如《國語》；或為斷代史，僅記述一個時期的歷史，如《戰國策》；有的則近于小說家言，僅記述某一歷史人物的活動，如《晏子春秋》。因此即使你翻遍《史記》以前的史書，也無法對秦漢，尤其是秦漢以前的歷史形成清晰、完整的印象。這自然給讀史者留下莫大的遺憾。

　　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曾這樣評價《史記》：“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趙翼從史書體例上，論證了《史記》是如何“創為全史”的，也就是說，《史記》的五種體例使它有可能全方位地反映歷史。當然還應指出的是，《史記》的通史體例更是直接保證了該書縱橫古今，上下幾千年，展示了中華民族完整的發祥史、發展史。正是《史記》的紀傳體通史體例既能縱向地展示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又能橫向地展現不同時期中國歷史的具體面貌。從太史公寫作《史記》的動因與目的即可看出，他的著眼點就是一代全史。他在《報任安書》中說道：“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前面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后面則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太史公所述歷史是上起軒轅皇帝，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完全打破以往史書或為編年，或為記言，或為國別，或為斷代的局限，既縱向地敘述歷史，又橫向地解剖歷史，由點到面，由點到線，點面結合，縱橫交錯，從而從體例上保證了所敘歷史的完整性。

　　司馬遷雖然極為推崇孔子編訂的《春秋》，但在史書體例上他卻摒棄了《春秋》的編年體與斷代史體例。因為編年體無法橫向地解剖歷史，很難清晰地展現歷史全貌；而斷代史則容易割裂歷史進程，把一部完整的中國發展史弄得支離破碎。太史公對左丘明也很欽佩，但他對《左氏春秋》的體例也不采納，因為《左氏春秋》盡管記事要比孔夫子的《春秋》詳盡得多，但就體例而言，仍是《春秋》的翻版。《國語》一書被稱為“春秋外傳”，還有人指左丘明為其作者。然而就體例看，它與《春秋》相去甚遠，它是“左史記言”的產物，多是人物對話，對事件的來龍去脈往往忽略不記。而且它采用分國記事體，造成歷史的整體感欠缺。在記事的時間上雖突破了《春秋》，起于西周初年，迄于戰國初年，但關于西周以前的歷史仍是付之闕如。至于《戰國策》，也許秦漢時期已有其書，但它的編定卻已經到了西漢后期的劉向時。此書在體例上承襲了《國語》，亦是記言體、國別體，只是它斷代為史的特點更突出。也許太史公敘戰國時期的歷史時取用了其中不少材料，可在體例上卻完全棄用了此書。

　　顯然，《史記》的文獻材料雖有很多來自先秦史書，但在體例上卻基本上是出于獨創（也許在形式上受《呂氏春秋》一定影響）。他創造了全新的“紀傳體通史”的體例，既以人物為中心來敘述歷史，又著眼于完整的、系統的中國歷史，從而打破了以往史書敘事沒有中心，散點式的敘事方式，同時也摒棄了以往史書敘事偏重于某一時期，某一階段的模式，著眼于大跨度、全景式，從而有利于完整地再現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司馬遷創造性地采用這一體例，目的自然是為了“綜其終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理清中國歷史的來龍去脈，探究人與自然的分際，考察古今變化的原因。

　　說到《史記》作為“全史”的價值與意義，人們首先應該看到的是，在書中，人們看到了西周以前的歷史，特別是上古史。這是《史記》之前的任何一部史書所缺失的。關于殷商時期的歷史，后人還可憑借殷墟的考古發掘，尤其是從殷墟甲骨文中窺知一二。然而關于夏代以前的歷史，尤其是夏代以前的史前史，幾乎是迷霧一團，雖然諸子書、《楚辭》、《山海經》、《淮南子》也有一些片斷材料，但多屬于神話與傳說性質，其真實性往往令人懷疑，所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才會說上古史是“層壘堆積”起來的。太史公爬羅剔抉，整理分析，終于清理出夏代以前的歷史，寫成《五帝本紀》和《夏本紀》，勾勒出上古史與夏朝的歷史面貌。如果沒有太史公的這份努力，只怕中國人連自己的祖先也弄不清了，而“龍的傳人”之說也會失去依據。

　　從《五帝本紀》的贊語不難看出，史公為寫本篇實在是下了一番功夫，費了一番神思的。

　　他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由于五帝離漢代太遙遠，諸子書中雖多有言及，可往往失于荒誕；孔子當年與學生宰予也曾談到過五帝的問題，可惜又未傳下來；《春秋》與《國語》關于五帝倒還有所敘述，民間也流傳著關于五帝的傳說：史公經過“深思”，刪掉那些不雅訓的東西，多從古文經書中取材，才寫成此篇。

　　寫一朝一代歷史尚且不易，要寫幾朝幾代的歷史自然就更難了，而要貫通古今，寫上幾千年的歷史更是難上加難，所以舊時史家多是斷代為史，專寫一朝一代的歷史，除了司馬遷，就找不到第二個敢寫通史之人，只是到了民國以后，斷代史因有二十四史擺在那里，再寫的話實有炒剩飯之嫌，故而史家才專在通史上下功夫。然而歷史家們不知是否想過，如果沒有司馬遷的《史記》，只怕對于夏代以前的歷史只好望洋而嘆了。

　　人們常說中國是文明古國，有著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實人們在講這一點時首先應該感謝司馬遷，是他第一個寫出了三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后人不過是接過他手中的接力棒繼續往前跑罷了；如果沒有司馬遷，后人要寫出完整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只怕不容易呢。（本文于2011年10月9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