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曾這樣批評司馬遷的思想：“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這里且不說別的，只說說“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后六經”。在班固看來，司馬遷把黃老擺在六經之前這是錯誤的，違背了圣人的思想。這是站在正統的思想立場上來批評司馬遷。

　　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開始，儒家思想就被定為一尊，由子學變成經學，上升為統治地位。班固是個正統的思想家，他要維護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自然要對司馬遷父子這種離經叛道的思想進行批評。

　　其實司馬遷的這種推崇黃老，貶抑儒家和其他諸子的學術思想既有其來源，又有其特定的背景。

　　要知道司馬遷的家學淵源是很深厚的。他不僅繼承了司馬家的史學傳統，也繼承了其父司馬談的學術思想。人們只要看看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司馬遷傳》就不難明白這一點。

　　《太史公自序》用了不少篇幅談及太史公的父親司馬談。他先是概述了司馬談的學術淵源，說：“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繼而指出司馬談為什么要寫此文，原因是“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然后又全文引述了《論六家要旨》。文中司馬談先是提綱挈領地對六家學術進行點評，簡要地指出了六家的得失優劣，并把重點放在對儒、道兩家的批評上。顯然，司馬談是有意將儒、道兩家放在對比的位置上加以批評的。他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在司馬談看來，道家綜合了陰陽、儒、墨、名、法的長處，因而能“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家則不然，認為儒家學術使人勞形費神，其結果只能是“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結論則是“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基本上作了否定。

　　在對六家作了概述后，司馬談又對六家分別作了具體論述。在司馬談眼里，其他五家學術的優劣得失非常明顯，所以盡管《易大傳》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都是用來治世的，但由于五家的學術所失太多、太明顯，所以不是治世的良方。對比之下，只有道家學術才是治世良方。他說：“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那么道家學術的核心是呢？那就是“無為”“無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就是一切順其自然，遵循事物的固有規律與特點，而不是人為地多事，瞎折騰，弄得天地難安，百姓騷然。司馬談認為只要按照道家的思想去做，就能“合大道”、“光耀天下”，用不著擔心“何事不成”。

　　司馬談推崇道家，貶抑其他五家，并不只是個人的思想好尚，這與當時特定的思想背景是息息相關的。經過三年的反秦起義和五年的楚漢戰爭，漢初社會可謂是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土地荒蕪，人口銳減，就象是一個大病初愈的病人，需要很好地休養，才能慢慢地恢復，如果還象秦朝一樣橫征暴斂，大興兵役、徭役，那不僅不會有后來的強盛，只怕很快就將走向崩潰。所以當時社會最為需要的是如何與民休養生息，而不是象漢武帝那樣好大喜功，一意注重文治武功。

　　從思想文化方面看，漢朝立國后，從高祖劉邦，到呂后、孝惠帝，都因國家多事，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避免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轍，還來不及過問思想文化方面的事，因此那時的學術還是一片混沌。到文帝時，情況稍稍有了變化，漢家的天下基本穩定下來。這時自然要考慮治國的指導思想了。班固在總結漢初思想文化的變化時指出：“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曹參是孝惠帝時的丞相，曹參認為惠帝年青，英明不如高祖；自己的才智不如蕭何，因此主張“蕭規曹隨”，一切按已有的規矩辦。何況他在齊地為相時，找到了精研黃老之學的蓋公。蓋公對他說：“治理國家貴在清靜無為，百姓自然安定了。”曹參相齊九年，齊國得以大治。后來入朝為相，也主要采用黃老“無為而治”的辦法。曹參在任的時間雖不長，但接替惠帝之位的是文帝，文帝之后是景帝，據司馬遷《儒林列傳》說“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顯然從惠帝到景帝，朝廷治國的指導思想都是黃老那一套。

　　竇太后是推行黃老之術的關鍵人物。她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親，武帝的祖母。景帝時期與武帝初年，竇太后權傾朝廷，幾乎左右了政局。竇太后對黃老思想情有獨鐘，而對儒生則多有厭惡。《儒林傳》說：“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在她當權時，儒生是很難得到任用的，甚至備受歧視。傳齊詩的轅固生因為在竇太后面前貶低黃老之學，惹怒了竇太后，竟被逼到豬圈里去剌殺豬。

　　從高祖的把儒生帽子當溺器，到文、景的重黃老，儒生都得不到重用，只能“諸博士具官待問”。這種情況直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得以改變。

　　盡管司馬遷極力推崇孔子，并破例給孔子立世家，但對儒家批評也不少，對漢代的儒生也不怎么恭敬。其父司馬談批評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還說儒家六經“六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過于煩瑣。公孫弘、主父偃均為儒生出身而位至公卿，可司馬遷對他們都頗有微辭。說公孫弘是“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說后者是“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即是說人品方面都有嚴重缺陷。

　　從司馬遷的表彰汲黯亦可看出他對黃老之術的推崇。他在《汲鄭列傳》中說：“（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馀，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漢代學術文化的真正轉變是竇太后的駕崩、漢武帝的當政。《儒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武帝是一個兼有文治武功的人，就他本人的好尚說，他是很看重儒生和文學之士的，在他即位之后即招收了不少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如趙綰、王臧、申培、轅固生、韓安國、伏生、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董仲舒等，可朝廷的用人受制于竇太后，所以儒生仍得不到重用。等到竇太后去世，武帝才真正親政，但又得受母后王氏的掣肘，不得不用舅舅田蚡做丞相。田蚡是個得勢小人，一旦大權在手，便改變治國理念，重用儒生及文學之士，象公孫弘本是平民，就因治春秋而位至卿相。

　　司馬遷與武帝大致年齡相仿，他是經歷了漢代統治者由重黃老到重儒術這一變化的。雖然馬克思說過“任何一個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可司馬遷并未隨波逐流，即使在儒家思想定為一尊之后，他也仍舊推崇黃老，貶抑儒術。這是需要一定勇氣的。（本文于2011年10月23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