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詩給人的突出印象是景真、情真、意真，詩如其人，陶淵明的詩就象他的為人，既是那樣的真率自然，又是那樣的通明透徹。他雖生活在“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的戰亂年代，卻始終保持了一顆童真之心，說真話，寫真事，做一個真實的人，正如蘇軾所評價的：“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按說自曾祖到父親連續三代為官，陶淵明應該比較適應官場生活，然而他卻“質性自然”，似乎天生與農村、與大自然有著不解之緣。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意思是說要他矯揉造作，扭曲自己的性格，這比挨凍受餓還要難受，弄不好就會逼出病來。在他看來，官場上爾虞我詐，你爭我斗，人與人之間難有真心，而農村就不同了，那些鄰居們本本份份、老老實實，既無虛情假意，更無欺詐蒙騙，對他們可以不設防，可以赤誠相待，放心往來。他的《移居》之一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意謂這個地方民風古樸，為人真率，多年以來我就想遷往這里，從今以后我就安居在這里，也用不著多大的房子，只要能放下床鋪就行了。鄰居們時常往來，高聲談論過去的情形。我寫詩作文碰到有什么疑難之處，鄰居們也幫我分析參詳。第二首說：“……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鄰居們一旦有了好酒，就招呼我一起痛飲。白天農夫們各自耕田種地，一到閑暇時候就想念對方。一旦想起了朋友馬上就披上衣服上門相見，相互間一邊喝酒，一邊談笑，也不會感到厭倦。

　　無論是早年，還是晚年，陶淵明都曾有過生活困難、經濟拮據的時候，有時不僅喝不上酒，甚至連飯也吃不上，弄得很狼狽。這個時候，陶淵明就象個叫化子一樣四處乞討。但鄰居們并不嫌棄他，而是熱情款待他，讓他酒足飯飽，臨行還要送點東西給他。這種景象詩人在《乞食》中曾寫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詩人深感這種漂母之恩實在難以報答。
　　蕭統《陶淵明傳》說：“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所謂“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就是性情灑脫，不同凡俗，真情流露，一切隨心。人們讀他的《五柳先生傳》，活脫脫就是一幅自畫像，一個“不慕榮利”，“忘懷得失”，嗜酒成性，率性隨意的下層士人形象躍然紙上。

　　陶淵明性耽于酒，而他的喝酒也最能體現他真率自然、樸實無華的性格。沈約《宋書?隱逸傳》說到，朋友顏延之請他喝酒，他從來不講客氣，每次都要喝醉；顏延之送他兩萬酒錢，他干脆把錢放到酒店里，就便取酒。實在沒酒喝了，他就坐在菊花叢中，欣賞菊花的香氣，以此來解讒。正好江州剌史王弘送酒來，他也顧不了禮節，開壇便喝，一直喝到大醉而歸。一旦喝醉了酒，他就對別人說：“我已經喝醉了，要睡覺了，請你離開。”正因為他為人真率隨意，不端架子，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將領對他也很隨便，有時碰上酒釀熟了，就把他的頭巾取下來過濾酒，用完了又給他帶上去，他也不以為意。

　　古代名人對于自己出仕做官總喜歡粉飾一番，大多說成是為了大濟蒼生，匡時濟世，而陶淵明則不同。他敢于真實坦露自己外出做官的動機，表明不為別的，就是為了解決貧窮饑餓的問題。《飲酒》之十說：“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涂。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說的很明白，從前他曾經外出做官，一直到東海邊。道路是那樣的曲折漫長，路途還少不了風雨交加。那么又是什么促使我這樣做的呢？還不是因為饑餓驅使。為了謀求吃飽飯不得不委屈自己，做了些日子的官便有了余錢剩米。不過這恐怕不是長久之計，最終我還得棄官不做回歸田園。《飲酒》之十九也說：“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坦承自己三十歲以前外出做官，實在是因為單靠種田解決不了溫飽問題。到了而立之年，感覺到這樣做的確有點不光彩，于是毅然而然辭去官職，決心歸田隱居終老鄉里。

　　對于他最后一次出來做官，擔任彭澤縣令，他說得更為直率。他在《歸去來兮辭》中說了兩個原因，一是“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也就是說因為家里人口太多，單靠耕種解決不了穿衣吃飯的問題，于是親戚朋友勸我出來做官；二是“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因為戰亂頻仍，不想走得太遠，而彭澤縣離家里只有百里路程，縣府有不少公田，可以解決喝酒的問題，所以我主動請求擔任彭澤縣令。顯然，第二個原因是為了解決喝酒的問題。據《宋書?隱逸傳》載，按陶淵明的意思一百畝公田要全部用來種糯谷，只是由于妻子的堅持，最后才改為一半種糯谷，一半種稉稻。

　　至于他為什么在彭澤令上只呆了八十多天便拂袖而去，雖然后人都依據《宋書?隱逸傳》，認為陶淵明是“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好象陶淵明為人耿介剛直，不愿在他人面前點頭哈腰，甚至說由此可見陶淵明具有強烈的反抗性。這種解釋多少有點抬高了陶淵明，其實他自己在《歸去來兮辭》的序中說得很清楚：“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的確，這里有陶淵明性格的因素，即他是一個閑散隨意慣了的人，不愿受官府繁文縟節的束縛，在彭澤令上呆了一些日子便產生了回鄉閑居之念，可他還是想等到田里的稻子熟了收割后再回去，然而他唯一的妹妹突然去世，兄妹感情促使他丟下一切，立即趕往武昌。

　　也許這種解釋有損陶淵明的形象，使他不那么高尚、純潔，可這卻是真實的陶淵明！正是他的這種說真話，從不諱飾自己行為的品格，才讓后人感到他可愛、可敬。

　　劉遺民、周續之都是他的朋友，他甚至還得過劉、周二人的好處，又與劉、周二人并稱為“潯陽三隱”，按說交誼非淺。后來劉、周二人投在高僧慧遠門下，成為“白蓮社”的骨干。慧遠曾親自作書給陶淵明，請他入社，也算夠給面子了，可他卻提出必須允許他喝酒的條件，慧遠也答應了，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他到了廬山后卻還是不趁意，轉身就走了，弄得場面很尷尬。這說明陶淵明非常珍視自己的生活習性，他不愿意因為別人而扭曲自己。

　　人們常說“家丑不可外揚”，尤其是有關自己的兒女，人們總希望兒女成龍成鳳，給自己掙面子，即使兒女不成器、沒出息，也只能自嘆自哀，決不會在詩文中披露，讓外人知道。可陶淵明卻不同，對于兒子的不爭氣他竟然毫不諱飾，竟在詩歌中和盤托出。陶淵明前后娶妻兩次，生下五個兒子，可五個兒子都不爭氣，讓他大失所望。他在《責子》中寫道：“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大兒子十六歲了，卻懶惰成性；老二雖然讀書，卻不能動筆；老三、老四都十三歲了，卻連六與七都不認識；小兒子也九歲了，成天只知道要吃。詩人想到自己兩鬢已經斑白，肌膚也已松馳，可兒子們卻是這樣的不成器，他實在有點心灰意冷，所以最后感嘆說如果老天爺硬是不讓陶家興旺，我也只好認命，那就天天沉醉于酒中罷了。

　　陶淵明的為人一方面是率性隨意，但另一方面卻又玉質鋼性，既不隨波逐流，更不會朝秦暮楚，他在政治上有著自己堅定的操守。在晉宋易代之際，作為陶侃的重孫，他注重家聲，忠于晉室，寧做晉室遺民，不做新朝顯貴。當劉裕舉兵討逆時，他義無反顧地參加了劉裕的幕府；一旦劉裕野心暴露，企圖取晉自立時，他就毅然而然離開了劉裕，而且不再出仕。劉裕征他為著作郎，他一口拒絕；檀道濟是劉裕愛將，宋文帝劉義隆時更官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曾親自上門拜訪他，請他出來做官，又送給他米糧、肉食，可他既不受官，也不受食，寧可受窮挨餓。

　　劉裕篡晉自立后，陶淵明拒絕與官府往來，所寫詩文在義熙之前標明東晉年號，劉宋永初之后，只以甲子紀年，以此表明他的遺民身份。

　　陶淵明雖然“質性自然”，“任真自得”，有著鮮明的個性，但卻并未沾染魏晉名士的不良風氣：他雖好酒，卻不嗜酒頹廢；他雖珍視自己的個性，卻不越禮妄為，更不會任誕放蕩。他的言行舉止更多地表現了人的自然之性，尤為可貴的是，在那個戰亂頻仍，人命唯賤，朝不慮夕的年代，能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始終以真我出現。

　　在當今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們一切都“朝錢看”，整個社會彌漫著銅臭味，可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能夠說真話、辦真事，以真面目示人的人越來越少。回頭看看陶淵明，不知今人將作何感慨？（2012年6月26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