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吳冠中名滿天下，可是他的子女卻無一人學畫，甚至于都沒有從事與藝術有關的工作。吳冠中除了是畫家外，還有一個身份：美術教育家。能博得教育家之名，自然在美術教育上也頗有建樹，何以竟不能讓自己子女中的一二人繼承衣缽，將其培養成畫家呢?對此，吳先生曾明言：搞藝術創作太辛苦了。誰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受苦，所以自己也不希望子女從事這一行業。　　

　　與吳先生的心理類似的，蘇東坡曾有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其中固然有調侃或說反話的成份，但縱觀東坡一生，他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像自己那樣英華外露而因此倒霉的心思還是有的。

　　而最典型的還是以狂放不羈聞名的嵇康和阮籍。

　　關于二人的故事不必多說，但凡對魏晉文化有些了解者無不略知一二。他二人不但同為晉代偉大的文學家，更被視為“魏晉風骨”的代表人物。二人相比，嵇康更加狂傲，阮籍則相對內斂。其結果也正應了“性格決定命運”的俗話，嵇康為他的桀驁不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阮籍則憑借著假癡不呆的手段得以善終。然而無論他們之間有多少共同之處，或有多少細微差別，在對待子女的問題上卻是如出一轍。

　　嵇康之子嵇紹，也是歷史上一個著名的人物，文天祥《正氣歌》中有“為嵇侍中血”句，“嵇侍中”指的就是嵇紹。在“八王之亂”中，嵇紹拼死保衛逃亡在外的晉惠帝，最終為亂軍所害，衣血濺到惠帝身上。惠帝雖是白癡，但對卻知道對嵇紹之死悲痛萬分，以致于回宮后侍從要為他洗衣時都沒忘了囑咐：“此嵇侍中血，勿去。”　　

　　關于嵇紹仕晉并為之死節一事，后人態度截然不同。如文天祥，就表示極度贊賞。杜甫亦有詩：“豈無嵇紹血,沾灑屬車塵?”也持肯定態度。但有一些人卻對其頗有微詞。比如司馬光就說：“嵇康……死皆不以其罪，……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茍無蕩陰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譏乎!”顧炎武更是表示：“夫紹之于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

　　兩種意見孰是孰非，這里不做評論。需要指出的是，嵇康臨終前，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令嵇紹仕晉，但從他將兒子托付給山濤之舉，是不難窺其本意的。他自己拒不與晉合作，甚至當山濤舉薦他為官時，還認為是山濤和他有仇——“自非重怨，不至于此”，并且寫了一篇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與之絕交。但他在臨刑前，既沒有把兒子托付給自己的哥哥嵇喜，也沒有托付給他的知交阮籍、向秀，而是托付給了的山濤，并且對自己的兒子說：“山公尚在，汝不孤矣。”可以想見，在他內心深處，還是認為自己的做法根本就不足效仿，或者說根本就不是“人間正道”；而像山濤那樣的“識時務者”才是明智之人。而他之所以不肯選擇“人間正道”做一個“識時務者”，只是要遵從自己的內心，不肯隨波逐流罷了。他做出這一選擇，結果必然導致其生活是落魄的，其內心也是痛苦的，更重要的是對時世是無補的。他的行為，只不過給世上增加一個狂人罷了（若沒有其偉大的文學成就，這一狂舉似乎就沒有任何意義）。

　　然而以晉代魏本是大勢所趨，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可以義不仕晉，但自己的子孫后代注定了要在晉的統治下生活，如果他不想讓子孫們“不食晉粟”而死，就只有做晉的順民，甚至晉的臣子。出于為人父母者都希望子女過得好的基本心理，要把兒子托付給一個可靠的人，已經出仕且把官兒當得風生水起的山濤無疑是最佳人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嵇康無論怎樣行為怪誕，怎樣怎樣內心倨傲，在涉及子女的問題上，亦不過一普通人罷了，亦不過一普通父親罷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另一個狂人阮籍身上。阮籍是“竹林七賢”中的第二狂人，不僅他自己狂放不羈，甚至整個阮氏宗族的子弟也都善談玄遠，狂傲恣肆。比如同是“竹林七賢”中的其侄子阮咸，雖文學成就遠遠不如阮籍，但狂放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但與群豬共飲，還公開用長竿晾曬內褲。更有甚者，竟然敢于在居喪期間追回與自己有私情的姑母家的婢女，此舉，在以“魏晉風度”聞名的士大夫中間甚至也“論者甚非之”，可見其狂放的程度之深。阮籍的兒子阮渾長大后，也頗“有父風”。可見不僅他長得像阮籍，舉手投足更和老爹神似，而且性格也有相象之處——“少慕通達，不飾小節”。不僅如此，他長期受父兄的影響，很羨慕竹林名士的行為，便也想“作達”（仿效放達行為）。可是阮籍卻堅決反對，甚至拿出封建家長的威風斷然制止：“仲容（阮咸字）已預之，卿不得復爾。”其實“竹林七賢”又沒有名額限制，憑什么有了阮咸就不可以再多一個阮渾呢?說到底，還是認為他們的行為“不合時世”，他也想讓自己的兒子過正常人的生活，那么自然要從正常人行為舉止開始了。后來阮渾也以太子庶子的身份仕晉，大概基本上已經擺脫了“竹林七賢”狂放不羈的負面影響。

　　說到底，如果不考慮“竹林七賢”本身的藝術氣質，單從嵇康和阮籍對待子女的態度上來看，不難發現，在他們內心深處，其實是并不認可自己的這種驚世駭俗之舉的，無論今天的我們拿出怎樣的“魏晉風骨”為其辯護。因為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上，適應社會才是根本的生存之道；而對于封建的士大夫，在可能的情況下，努力改造社會更是他們生來便被賦予的神圣職責。而忽視、逃避，或者對抗，都非明智之舉。其言其行非但于世無補，而且還會換來自己生活上的悲慘遭遇乃至精神上的極度痛苦。阮籍的“窮途之哭”和嵇康的“廣陵絕響”就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簡單評價他們如此選擇自己人生的是非對錯，因為每個有趣而有意義的靈魂深處一定會有一些即使犧牲一生的幸福乃至犧牲生命都要堅守的東西。這里要強調的只是，如果我們未嘗擁有這樣一顆靈魂，那么也就沒有必要東施效顰，去效仿他們的行為。《世說新語》劉孝標注談及阮籍反對兒子加入其中時，曾引東晉戴逵《竹林七賢論》說：“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連身為人子的阮渾都不能理解老爹們如此“作達”的原因，千年以后的我們又有多少資格可以效仿其萬一呢?（本文于2018年5月9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