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徽商，即指徽州商人，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的徽州籍商人的總稱。在中國古代素有“徽商為十大商幫之首”和“無徽不成鎮”之說法，可見徽商作為一個具有地域文化特性的商幫群體，其在中國社會發展歷史上的巨大影響。為了和今天的徽商進行區別，我們將建國之前的徽商群體稱為舊徽商。

　　誕生舊徽商這一群體的徽州指的是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和績溪六個縣，古稱為新安郡，歷史悠久，為何這個地區能誕生一個在八百年過程中持續興盛的舊徽商群體呢，而后又因何走向衰弱，在此文中我想根據自己平時讀書所得略作闡述。

　　首先是舊徽商因何興起？

　　徽州地區地形特點“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利和莊園”，在農業社會，這樣的地形決定了所在地區無法承載太多人口。然而，在中國歷史上有八次因為北方發生戰亂而導致的北人南遷，大量北方士族及其附庸跨作為南北分界的淮河和長江，到江南地區定居，士人群體的到來給南蠻之地帶來了先進的文化，附庸其存在的人群特別是農民和小生產者則為南方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和手工技術，這些都是中國文明及經濟重心南移的基礎。

　　一、世家大族群體促成的文明提升

　　中國廣大南方地區在西晉之前人口的組成為百分之九十的山越族和山苗族（此兩族為今天南方各少數民族的祖先），百分之十的流官、流官家庭后裔及從北方帶來上任的附庸人口及其后裔，大部分人口繩文刺青，文化及其落后，生產力也極為低下。從西晉后期的“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到金滅北宋、元滅南宋，前后八次北人南遷、衣冠南渡，特別是龐大的世家大族群體，使得南方文化獲得巨大提升，到了明清時期，南方文化明顯超越北方，這從明朝洪武年間明廷為了照顧北方士子特意將科舉分設南北榜可以看的出來。我們說，所謂世家大族，都是長期在政權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讀書傳家的地主士人群體，他們掌握著傳統社會最先進的文化思想和道德傳承，與此同時，依附每個世家大族的附庸人口則掌握著先進的耕作技術，他們的到來對于廣大南方地區的文明發展而言是革命性的。以徽州婺源江灣鎮的曉起村為例，唐朝末年黃巢變亂，當時在朝廷里擔任戶右監的汪萬武率領家人及附庸農民南遷，來到今天曉起這個地方，發展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間，原先的荒無人煙之地發展成為村中戶口近千、茶園數百頃的經濟繁盛之地，更有數人考中舉人進士，曉起汪氏成為徽州大族，影響頗大。與曉起村數里之隔的江灣村更是如此，唐代末葉，江灣村名叫云灣，區區四戶滕姓人家，及至時任江南節度使的江禎因黃巢滅唐而棄官南遷，定居云灣，及至北宋真宗之時，人丁越千，遂將云灣改成為江灣，傳承至今。有數據稱從南宋到清朝，中國共通過科舉考試考中進士者凡十萬人，其中十中取一是徽州地區的士子，也因此誕生了無數文人學者，其中對中國政治文化皆產生深遠影響的朱熹就是徽州婺源人，而其祖先則是武則天建周時不合作難逃的朱瑰。徽州地區從唐朝到整個北宋的發展，文化上奠定了南宋時期徽商群體的產生，而南宋時期南方進一步得到開發和元朝時期蒙古族統治者對南方地區管理上相對寬松直接為明清時期舊徽商發展成為中國商幫之首，打下了更為扎實的人文和經濟基礎。

　　二、南宋京城臨安的輻射和提攜作用

　　北宋滅亡后，徽宗第九子趙構在眾臣子的擁戴下即皇帝位，就是后來的高宗皇帝，宋高宗經過長時間的奔逃和遷徙，最后選定錢塘江邊的臨安作為行在，后改為都城。宋廷經過南宋初年幾場對金的戰役取得勝利后政權逐步穩定下來，其正統地位普遍受到北方和南方士人的認可，大量北方士人遷到臨安定居，臨安得以迅速發展，及至高宗后期，南宋京城臨安人口越八十萬，到孝宗時期以達百萬之眾，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京城臨安作為南宋的中心，必然會在經濟和文化上帶動整個中國南方地區，而受其輻射作用最大的就是徽州地區。瀕臨臨安的徽州水系縱橫，舟楫便利，特別是其水網中直接連接錢塘江的新安江更加強了宋廷對這一地區的行政控制和文化、經濟帶動。

　　三、丘陵地形和除糧食以外的豐富物產的推動作用

　　徽州地區山多地少，可用于耕作的平地極其匱乏，很多村落人均田地不及五分，所產糧食根本無法養活北宋以后數十倍增長的人口，因此，徽州人 在丘陵上開墾菜地，種植瓜果，彌補糧食不足，故當地有“半年瓜菜半年糧”的民間諺語流傳，而徽州特色菜肴粉蒸系列也根植于糧食不足這一現實。所幸，山地、丘陵地貌蘊藏豐富的木材、草藥資源，特別是從唐朝中葉，引入茶種，這一地區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茶業產區之一。木材、草藥和每年大量出產的茶葉遠遠超出當地的需求，因此從南宋中期開始，徽州人沿新安江抵達運河，溝通了從本地到全國的商業網絡，及至明清時期，其網絡依托銀莊和分布于中國東西南北各大城市的徽州會館，徽商群體在發展中逐步從最初的本土特產延宕到鹽業、金屬等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迅速成為商業領域的領軍力量。

　　商離不開官，官離不開商，徽州地區一脈相承的讀書人群體通過帝王專制時代的流官制度形成龐大的徽州官員同鄉群體，為舊徽商進入各個地區鋪平了人脈道路。而重視讀書的教育傳統則讓舊徽商擁有儒商的修養、魄力和胸懷。當地的物產從客觀上確保更多普通徽人擁有了較低的經商門檻，從而從小做起，通過精心經營逐步發展。這些都是舊徽商在八百年興旺史中所獲得的先機和必備條件。

　　當歷史的車輪行駛到晚清時，舊徽商開始走向衰弱，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成為昨日黃花，成了一段已經過去的歷史。

　　第二，舊徽商因何走向沒落直至衰亡？

　　任何事物都有從產生到滅亡的客觀規律，作為一種歷史人文現象，舊徽商走向沒落和衰亡，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和中國的其他商幫比如晉商、寧波商幫相比較而言，舊徽商的發展存在一定的特點，可以作為借鑒提供給新徽商作為前車之鑒。

　　一、內陸商路被海路商路取代。

　　鴉片戰爭，沿海六大城市成為通商口岸，海洋商路形成，給了舊徽商群體沉重一擊。家族的、鄰里的、師徒的實體結構形式是過去各地域商人群體在組織商業脈絡時唯一依靠的形式，穩定，適合小商業環境的閃展騰挪，卻無法面對已經全面開放的大商業、大資本、大合作和大轉型。近現代商業的大交通需要更強大的組織形式，需要更多樣的資本構成以及一定量可以面對風險的財富。家族的、鄰里的、師徒的結構樣式注定了封閉性和脆弱性，面對巨大誘惑時，舊道德維系的合作關系自然也沒有近現代企業制度下構建的合作關系來得穩固。在這種情況下，隨著海路商路規模化的進程，其成本大大低于陸路商道。因此舊徽商無法適應新的商業理念和環境，走向沒落成為必然。

　　二、思維困囿于土地，資本不投入再生產。

　　在中國沒有商人群體像舊徽商那樣對購置田地和建造房產來得專注，從小被灌輸賺錢就要買地造屋的思想成為執念，大凡外出經商者，獲得一定資本后首先就是回鄉購置田地建造新屋，唯有如此才能有里有面，才能讓爹娘臉上有光，讓子侄有了最直接的效仿榜樣。如今，大凡是因為古建筑聞名海內外而成為著名景區的，往往在明清時期都是比較成功的舊徽商的籍貫所在。比如婺源思口鎮的思溪延村兩個村莊，上了國家級文保單位的建筑就多達四十余棟，全部是大條石打造一人高的基礎，近二十米高、明二暗三的磚木結構大宅第，磚雕、木雕、石雕一應俱全，堪稱精美絕倫。修建于康熙年間的延村的慶余堂，一扇隔扇窗的雕刻在當時就值白銀七兩四錢，整棟房子前廳后堂加客館，木雕共計兩百余處，還有門額上大幅磚雕，圓雕鏤雕等多種手法，花草人物鮮活，均是價值不菲，該村金氏族譜就記載，修建慶余堂前后耗時八年，耗銀錢一萬零七十余兩。建造房屋的主人在房屋落成后沒幾年就客死他鄉，子孫繼承后到第三代就轉手他人。這種對不動產的執念最終使得舊徽商失去將資本投入擴大經營規模的興趣，同時惡性的不動產購置則使得子孫喪失斗志，家族企業的傳承總是逃不出富不過三代這個周期律。而與此同時的寧波商幫和海派商人則迅速適應時代，其組織形式和管理制度也能做到與時俱進，在寧波、上海、福州這些城市的商人非常好的切合近現代商業的需要，一直興旺到民國建立后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抗日戰爭打響。

　　我們說，時代前進的車輪是無法阻擋的，努力去適應新形勢才是一個群體或者一個國家自立于世界的基礎。以儒家文化特別是以朱熹的理學思想傳家的舊徽商在相對封閉的商業環境下，其仁義、信用的價值體系、其以家族、親友為結構的組織形式能確保實體的穩定性和業務的持續性，但是，外部環境一旦開放，大資本、大運作的近現代商業體系沖擊的就是有小農經濟特色的傳統商業體系，慘敗于和大資本的競爭、失利于和大運作的較量一定成為必然。放開心胸，接受新事物積極改造自己是寧波商幫和海派商幫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取代舊徽商的致勝法寶，也是今天的新徽商應該放下曾經的架子充分學習的嶄新思路。(本文于2019年11月7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