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與阮籍是曹魏正始時期文學的代表。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顯然在劉勰看來，嵇康長于文，阮籍長于詩，兩人各領風騷。

　　所謂“師心以遣論”，當指寫文章不受任何拘束，心里想什么就寫什么，是“言為心聲”的反映，這與后人評價建安文章，尤其是曹操散文“清峻通脫”有相通之處。

　　嵇康最有名的文章自然要數《與山巨源絕交書》，稱得上是“師心以遣論”的典范。山濤雖是嵇康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也是“竹林七賢”之一。可當山濤因為自己升了官，就向朝廷推薦嵇康出任自己的原職，這一下可把嵇康惹火了，他幾乎是怒不可遏地立即寫了這封書信，表示要與山濤斷交。

　　在嵇康看來，山濤此舉簡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對他的侮辱。本來，他對山濤的升遷就“惕然不喜”，誰知山濤竟然“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彎刀，漫之膻腥。”還要把朋友也拖進鮑魚之肆，使朋友也沾上一身的膻腥味。他借《莊子》中的故事，譏剌山濤“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意思是說你喜歡做官那是你的事，別以為我也象你一樣喜歡那臭不可聞的“腐鼠”，并一再聲明人各有志，不可相強。特別是其中的“七不堪”與“二甚”，既宣示了自己的特立獨行，同時也無異于是對當時官場的有力揭露。

　　文章措辭尖銳，語言犀利，行文暢快淋漓，讀來讓人血脈噴張。好在山濤理解自己朋友的真實用心，明里諷刺挖苦自己，實則是要撇清自己與作者的關系，免得一旦出了問題而殃及池魚，所以有人說嵇康寫這封絕交書是為了保護山濤。正因為這樣，所以后來嵇康因呂安案牽連被殺，山濤未受任何影響。也因為朋友間的相互理解，所以嵇康臨死前把十歲的兒子嵇紹托負給山濤，而山濤也不負所托，終于把嵇紹培養成一代忠臣。然而文中把朝廷的官位說成是“腐鼠”，自然是大大地得罪了一手遮天的司馬氏，因此惹得司馬昭“聞而惡焉”，而鐘會則趁機落井下石，誣陷嵇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從而招致嵇康的最終被殺。

　　與此相類的還有《與呂長悌絕交書》。如果說嵇康與山濤絕交是做表面文章，實則是為了保護朋友，那么這封絕交書倒真的是要與呂巽絕交。因為呂巽的為人與山濤絕不能相提并論，山濤雖然喜歡做官，但為人卻是個謙謙君子，而呂巽則是個衣冠禽獸：他迷奸了弟媳婦，反而惡人先告狀，誣告弟弟呂安打罵、虐待母親，致使弟弟呂安被捕下獄，并最終被殺。嵇康與呂巽、呂安兄弟本是要好的朋友，當初呂氏兄弟反目，嵇康還熱心調解，可這次得知呂巽逆行倒施，他真是氣極了，于是寫下這封絕交書。

　　信中雖然說“古之君子絕交不出丑言”，沒有詛咒謾罵之語，但也直指呂巽誣陷弟弟呂安是“包藏禍心”，聲明要與對方劃地絕交“從此別矣！臨別恨恨”。

　　這封書信篇幅雖然不長，但卻短小精悍，猶如匕首投槍字字見血，使對方無所隱避。如果說嵇康的因受牽連而被殺，是基于他“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性格，那么最為直接的原因則是這兩封絕交信，尤其是后一封。呂巽已是司馬氏的的鷹犬、爪牙，你要與他斷交，并罵他“包藏禍心”，呂巽、鐘會之徒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必然要除之而后快。這樣，嵇康的死自是無可避免了。

　　魯迅說：“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舊說反對。”這主要是指嵇康“論”一類的文章 。在《嵇康集》中題為“論”的文章數量不少，凡九篇，給人的印象的確是“思想新穎”，其最大特點就在于“往往與舊說反對”，推翻舊說，提出新見。其中突出者如《聲無哀樂論》、《管蔡論》、《明膽論》、《難自然好學論》等。

　　《聲無哀樂論》一篇是中國音樂理論史上專論音樂性質、特點的理論文章。作者主要針對儒家“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禮樂助教化的說法，提出“聲無哀樂”的見解，認為“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于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后發〕，則無系于聲音”，“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系于人情”，“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顯然作者看重的是音樂的審美功能，而非教化功能，從而否定了儒家的“禮樂教化”說。

　　關于周成王時的管叔、蔡叔之亂，史書上早有定說，幾乎都眾口一詞指責二人是叛亂。嵇康則反對舊說，認為管叔與蔡叔并非不忠于周天子，只是因為周公攝政，二人相隔太遠，不明了情況，以為周公擅權，故起兵聲討，所以文章既肯定周公的平叛，也肯定管叔、蔡叔對王室的忠貞。

　　關于人是否自然好學的問題，一般人都認為人生而好學，可嵇康的看法則截然相反，他寫《難自然好學論》就是要打破世俗之說，還人性以本來面目。文章開宗明義，就一針見血指出人性的本來特點，即“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愿得；不逼，則其志從”，好逸惡勞，坐享其成，這就是人性。因而人的好學往往有其原因，或是“困而后學”，或是“計而后學”，都有著明顯的功利目的；要說“自然”那就是人的“欲望”。文章不僅探討了人是否好學的問題，還深入分析了人性的特點。

　　嵇康的文章好就好在“師心以遣論”，決不人云亦云，能直抒胸臆，敢于說心里要說的話，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征，所以魯迅說：“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魏晉之時，談玄之風開始興起，到了東晉，文人們只曉得空談，已經寫不出洋洋灑灑的大文章了。嵇康、阮籍則不同，他們雖然也談玄論道，卻胸有錦繡，筆走龍蛇，寫起文章來肆意揮灑，動輒數千言，甚至長達萬言，兩漢文章的風采又再度重現。象嵇康的《答難養生論》長達數千言，而《聲無哀樂論》更是長達萬言，文章雖長，卻文無贅語，行無阻滯，猶如長江之水浩浩蕩蕩，奔騰向前。

　　嵇康詩不如文，也不如阮籍，大概可以成為人們的共識。雖然如此，嵇康之詩仍有其特點和成就，就正始詩壇而論，他至少名列第二。

　　就詩體而言，嵇康與阮籍截然不同，他雖也作五言，卻長于四言。在他的六十二首詩中，四言計三十八首，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這在魏晉詩人中是很少見的。此前只有曹操善作四言，可謂使四言詩重放光芒。東漢以后，五言成為詩歌中最有滋味者，凡詩中大家都以作五言為主，四言逐漸被人們冷落。嵇康在這個時候大量創作四言詩，實有重新光大四言詩的意義。

　　嵇康的四言詩風格迥異于曹操。曹操的四言詩蒼涼悲慨，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并且顯示出政治家的特有風度，是建安風骨的典型代表。嵇康的四言則不大關注現實，更多地是個體境遇、情感的表露，也無蒼涼悲慨之象，倒是充滿著理想與希望。象他的《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十五：“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就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理想生活圖景。即使是作于獄中的《幽憤詩》也無太多的愁苦之音，仍在設想著出獄后要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庶勖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與阮籍詩相較，嵇康之詩少了些苦悶、傷感和憂懼，多了些輕松、悠閑和適意；少了些隱晦、曲折和深奧，多了些明朗、清新和通俗。他不象阮籍整天愁眉苦臉，心事重重，總擔心什么時候會遭遇飛來橫禍。你想，他有那么大一片竹林，這就是他身體與精神的寄托。他可以在這里與朋友一起打鐵，一起飲酒，一起賦詩，一起彈琴高歌，一起談玄論道，正象他自己的竹林詩句所題的：“竹林深處有籬笆”“篁篁有節聚七賢”，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還真有點詩情畫意呢。加上他深受老莊思想影響，不計世事榮枯，不管進退出處，唯愿優游林下，皈依自然，自然比阮籍活得輕松自在，所以他在詩中說：“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畋，其樂只且。”“琴詩自樂，遠游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于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阮籍因為有一種懼禍心理，所以作文賦詩都比較謹慎，不敢大膽直言，總有點吞吞吐吐，欲說還休的味道，因此在阮籍的詩文背后總掩藏著某些東西，叫人看不清、道不明，這就形成了他隱晦曲折的詩風，讀他的詩確實有點象猜謎語，正如劉勰所說：“百代之下，難以蠡測”。嵇康就不同了，他的性格本與阮籍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是個典型的直腸子，既如此，他也就用不著在詩中掩掩藏藏了。所以讀嵇康的詩，除了典故之外，人們很少有理解方面的困難。象《贈兄秀才入軍詩》之八“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除了“踟躕”一詞稍許生疏外，全詩稱得上是明白如話。

　　也許有人會說詩貴含蓄，詩意說得隱晦曲折一點有什么不好，但你可別忘了唐詩淺，宋詩深，而人們喜歡的卻是唐詩。阮籍詩深是因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客觀上的確給后人的理解帶來了障礙，嵇康能把詩寫得清新，明快，通俗易懂，是應該得到肯定的。（本文于2012年4月25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