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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白系列之崇道尊佛抑儒的宗教傾向
              來源:中財論壇         作者:瀟湘漁父         時間:2022-08-08         點擊量2805

                李唐王朝是個開放、開明的社會,在文化上尤其如此,對于宗教采取的是儒、釋、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只是因為李氏尊道家的創始者李耳(老子)為李姓始祖和道教始祖,因而道教實際上更受人們尊崇,在社會上的地位似乎也更高一些。

                李白主要生活在李唐王朝的全盛時期——玄宗的開元、天寶期間。由于他并非出身官宦家庭,所受教育也就不那么正統,加之他出川之前所活動的四川又彌漫著濃厚的道教氛圍,最早交往的人物又主要是道教人士,因而他更多地接受了道教文化的熏陶,并由此決定了他崇信道教的基本傾向;同時他也與佛教人士廣泛交往,由此也對佛教有著相當的好感;不過,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的關系,也因性格的關系,李白似乎不大喜歡儒家與儒生,詩文中常常流露出輕視與嘲弄的意味。這么一來就形成了李白崇信道教、尊重佛教和貶抑儒家的傾向。

                峨眉山不僅是佛教的四大道場之一,也是道教的重要道場,李白很早就游覽過峨眉山,并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篇。如他的《游峨眉山》,其中贊美說:“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身處峨眉仙界,他或許產生了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

                岷山也是四川的道教名山之一,李白未出川時,曾與東巖子一同隱于岷山之陽。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之跡也。”就東巖子的行事看,仙道風度至為明顯。

                李白出川后在荊門茅山遇到著名道士司馬承禎,對方稱他有仙風道骨,李白引以為豪。他在《大鵬賦序》中說:“余昔在江陵見天臺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仙八極之表,因著《大鵬賦》以自廣。”后又向司馬承禎的再傳弟子胡紫陽學習內丹,并與胡紫陽的弟子元丹丘結成好友。因此,結識司馬承禎對于李白一生崇信道教,追求成仙了道至關重要。

                李白第一次游宦長安雖無收獲,但卻結識了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并有幸居住于玉真公主在終南山的別館。又在嵩山結交了著名道士元丹丘,倆人成為最親密的道友。他第二次游長安時能夠入仕翰林,他自己認為主要得益于名高之故,但不少研究者推斷這與玉真公主的推薦不無關系。

                他供奉翰林不足三年,終因嗜酒放誕,性格不合時宜,而被“賜金還山”,可他并不氣餒,而是開始了新的漫游,足跡遍及河南、山東、河北。在齊州臨淄(今山東濟南)請紫極宮道士高如貴為他授道箓,在河北安陵請道士蓋寰為他書寫真箓,從此他成為一名入籍道士。南游吳越時,又結交了著名道士吳筠。

                李白的篤信道教與一般人的信道不可同日而語。他既崇拜道家始祖老子和主要代表者莊子,也相信后世道教的神仙之說、金丹之術。

                老子胡化說、老子西行說早為人們所熟悉,據說老子姓李名耳,李唐統治者尊為李姓始祖,李白的遠祖為西涼創始君王李嵩,后謫居中亞,五歲時才隨其父遷居四川昌隆縣青蓮鄉。四川西部為羌人居住區,胡化的色彩很濃。有此兩條,李白的尊奉老子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李白對莊子的尊崇更是隨處所見。翻檢李白全集,在他的詩文中莊子散文中的意象、用語比比皆是,他給兒子取名為“伯禽”,伯禽者,禽鳥中之霸者,即大鵬是也,其用意顯然來自《逍遙游》中大鵬的形象。

                我國自秦漢以來就盛行神仙之說,連秦始皇、漢武帝都寵信方士,熱衷于求仙訪道。東漢末年道教興起后,神仙之說更為盛行,人們只要看看這一時期的小說、詩歌,就可了解這一點。

                李白對神仙之說也是深信不疑的。他不僅對此前流傳的神仙之說毫不懷疑,甚至認為自己也可成為神仙。他在詩中把道教傳說中的仙人如安期生、廣成子等一一坐實,寫得神乎其神。如《古風》之七寫仙人安期生是:“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仙人綠云上,自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愿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古風》之二十九寫廣成子是:“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圣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不及廣成子,乘云駕輕鴻。”而到了《古風》之四十二里,李白自己也已羽化登仙,駕鶴遠游了。詩云:“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舉游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游太素,玉杯賜瓊漿。一餐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李白既然篤信道教的神仙之說,那么也自然相信道教的煉丹、服食的妙用。《古風》之五說:“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啟玉齒,授以煉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可見詩人曾非常虔誠地拜真人為師,懇請其賜以煉丹的妙訣。他在嵩山遇到道士焦煉師,竟然把對方寫成麻姑仙子一般,《贈嵩山焦煉師并序》說:“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既然服食丹藥可以長生久視,成為神仙,李白也就親歷親為,樂此不疲了,這從《秋日煉藥院鑷白發,贈元六兄林宗》一詩可見一般。

                自登道籍后,李白更加醉心于煉丹,他在不少詩中都寫到了他的煉丹之舉。如《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說:“愿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游泰山六首》之五說:“終當遇安期,于此煉玉液。”《落日憶山中》說:“愿游名山去,學道飛丹砂”。到后來他干脆給書童亦取名為丹砂。

                對于佛教,李白雖未達到崇信的地步,也從未想到要做一個僧人,但他卻與僧人有著相當的交往,還與一些高僧有著深厚的友誼,這在他的詩中留下了不少的印記。他先后寫有《贈僧朝美》、《贈僧行融》、《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贈僧崖公》、《廬山東林寺夜懷》、《同族侄評事黯游昌禪師山池二首》等詩作。他在詩中稱美一些高僧,如稱仲濬禪師“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贊行融是“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他還經常為佛寺、佛家物品題寫頌辭,詩文中也常用佛家之語與典故。

                其實這并不奇怪,雖然佛教是外來宗教,但到隋唐時已與道教、儒學逐漸走向融合,佛、道互相排斥的現象已大為減少。何況佛道都主張遠離塵世,不問俗務,靜心修道,成為方外高人。又何況佛寺、道觀一般都遠離城市,位于高山層巔之中,有的還居于名山勝境,是真正的清凈之地。僧人一生與青山綠水為伴,過著閑云野鶴般的生活,顯得自由自在。其中的一些高僧,不僅有著高深的佛學修養,還精通詩文書畫,頗有文士的氣質與風度。翻檢《全唐詩》,出自僧人手筆的詩作就不少。因而僧人的行事與李白有著許多相通之處,如此一來,李白的看重佛門,尊重佛教,也就不走為奇了。

                李白與杜甫的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不同,其父李客由西域內遷于四川昌隆,可能是個成功的商人,不然李白出川后不可能在十幾年里花掉三十多萬。李白少時雖也讀過四書五經,但他所接受的教育并不那樣正統,其中必有雜學的成分,加之性格的關系,決定了他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而是帶有很大的叛逆性,在他的身上有著太多的俠士、策士、游士特點,他不僅僅是個詩人,而更多地象個奇士。在他的思想里,儒學的東西太少,雜學的東西太多,因此他從骨子里瞧不起儒生,認為儒生無用,這不僅從他的交際圈子可以看出來,更明白地表現在一些詩歌作品中。

                他雖對孔子有過贊頌,但總的說對孔子并不怎么尊崇,時而還露出輕視、嘲弄的態度,如《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云:“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他游歷過魯地,到過孔子的家鄉曲阜,可并未產生如司馬遷那樣的“高山仰止”之情,而是寫下了充滿離經叛道意味的《嘲魯儒》。詩中公然說:“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而對正統儒家所鄙薄的李斯、叔孫通卻大加贊賞,說:“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他雖說過“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的話,但他所要表達的并非孟子所云的出處窮通問題,而更多的是“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看他一生的行事,從來就未想過“窮者獨善其身”,而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就算懷才不遇,抱負不得施展,也要圖個瀟灑自由,駕起一葉小舟去泛游江湖。在他眼里,儒生連游俠都不如。他在《行行游且獵篇》中直言:“儒生不及游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

                在唐代詩人中,信道者有之,信佛者有之,兼信佛、道者亦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宗教傾向如何,對儒家學說一般都取尊重態度。其中原因很簡單,因為儒家思想畢竟是當時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僅統治者治國需要它,一般人治身、治心也需要它,象李白這樣崇信道教,尊重佛教,而對儒家、儒生持以貶抑態度的人實在少之又少。(本文于2013年1月20日發表于中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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