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者生存這一概念，應該出自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中。在我看來，這一概念主要強調了兩個方面：一是環境，一是適應。適應能力強者，才能夠生存。

　　原本，這適用于自然界，屬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將這個概念引入人類社會，這個法則就不僅僅屬于自然界了。

　　有關資料是這樣解釋“適者生存”這個概念的：適者生存是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自然選擇使那些較不適應環境的個體淘汰，最能適應環境的個體得以保存和繁榮。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后不久，根據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的思想，提出適者生存的概念，以描述自然選擇的原理。同時進一步將這個生物學的概念引入社會歷史領域，認為社會進化過程如同生物進化過程一樣，生存競爭的原則起著支配作用，適者生存同樣有效。

　　適應了環境，你才能很好地生存。這似乎是一個合乎規律的自然法則，生存了，自然是強者，無法適應者，自然會被淘汰。在自然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恐怕還是很有意義的普遍規律。南方的物種，只能適應于南方的自然環境，在南方那樣溫暖、濕潤的環境中生存。如果放到北方，有些物種就無法生存下去，甚至會死亡。在我們塞外的高寒地區，緯度高，無霜期短，一些北方平原地區的植物就無法種植。而蕎麥、莜麥就生長得很好。如果誰突發奇想，將平原地區的玉米種植于高寒地區，雖則可以生長，但等不到成熟，霜凍期就到了，玉米將沒有任何收成。

　　如此看來，“適者生存”，還是著重強調了一個“適”字，強調了“適應”的重要性。“適者生存“這一論斷本身并無大錯，適應了某種環境，就能夠很好地生存下去。問題是這“適者”究竟是不是最優者，是不是最應該生存下去的那一部分。而他所適應的環境，是不是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所謂的“適應”，應該是相互作用的。物要適合于環境；環境也應該有利于物的生存發展。如果過分強調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合適的。應該如我國古代哲學思想里面的“中庸之道”那樣，不偏不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達爾文著眼于自然界，“適者生存”這一論斷姑且說得過去，斯賓塞將這個概念引入人類社會，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生存之道，就有些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意味了。

　　在一片土地上撒上種子，一場春雨，幾度春風，種子就發芽、生長了。同時，蒿草也會生長，可能，蒿草比種子生長的還要旺盛。農民就要施肥、松土、除草、還要消除病蟲害。這樣，才能清除那些不需要的，本不應該在這塊土壤的植物，才會為莊稼的生長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農民才會獲得滿意的收成。否則，農民撒下種子之后不去耕耘，不進行田間管理，蒿草就會瘋長，病蟲害也會滋生，莊稼就逐漸失去生存空間，慢慢枯萎，直至死亡。這里，適與不適，就不僅僅是“物競天擇”的問題了，還應該有一個人為干預、選擇的問題。即便是“物競天擇”，還是有一個“擇”的過程。所以，單純強調“適者生存”，在很多時候，還是有失偏頗。生存的環境與物，都應該相互適應。

　　適應重要，環境更重要。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原所處的那個時代，“舉世皆濁”，“眾人皆醉”是一個渾濁不堪，醉生夢死的社會環境。那些“適者”都“醉”著，“濁”著。唯獨屈原卻“醒”著，“清”著，不適應這個社會了，成了一個另類。無法適應這個社會環境的屈原，幾經掙扎，彷徨與吶喊，最終屈服于環境，選擇了縱身一跳，殞命于滔滔汨羅江了。

　　南宋朝廷，雖然是偏安一隅，卻也揚花十里，煙雨迷蒙。那些朝廷命官們，拿著朝廷的俸祿整日里優哉游哉，“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樂逍遙的日子，誰不愛呢？“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好山好水好安逸。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個岳飛，一心想著“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和一幫不肯安安分分過日子的老臣，嚷嚷著收復失地，還我河山。與那“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風格難以協調，到頭來，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誅殺于風波亭，成了一段千古奇冤。岳飛之所以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謀殺，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一個“適者”。按“適者生存”的法則來看，顯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岳飛是難以生存下來的。相反，秦檜之流，既是社會環境的創造者，也是適應環境的典范，可以很滋潤地活著。

　　想那抗戰初期，泱泱我中華，竟然被一個彈丸小國，區區不過百萬之寇，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卻少見奮身抗爭者。何也？環境使之然也。困守上海的八百壯士，以身拒寇，殞身飲血數月。雖身在國土，卻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彈盡糧絕被圍殲。那個抗日將領，因為抗擊外寇入侵，沒有死在殺敵報國的戰場上，卻被國人緝拿，被同胞槍殺，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命詩作，如今讀來，讓人慨然無語，讓民族百年蒙羞。那支縱橫大江南北，讓日寇聞風喪膽的部隊，卻被自己的政府設計圍剿，聚而殲之，造成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成為這個民族歷史上的奇恥大辱。那個時候，在那樣的環境之下，誰是“適者”，誰又是“不適者”呢？

　　百萬河山百萬漢奸。在“中國必亡”論調籠罩下的社會，那些漢奸、投降派是“適者”。但就是這些“適者生存”的人，把我們的民族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成為了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難了的傷痛。

　　一路這樣看下來，禁不住有些震驚了。倘若環境出了問題，那么，那些“適者”，豈不是更具破壞力，更具殺傷力！

　　很多的時候，如果環境出了問題，那些適應的人，并非強者，并非賢者。強者、賢者倒是成了“不適者”。這就是讓人感到可怖之處。戰國時期的屈原，東晉時期的陶淵明，南宋時期的岳飛，還有抗戰初期的那些主張抗戰的人們，既是強者也是賢者，卻不見容于當時的社會，豈不是人類社會的悲哀！

　　這世上的事往往就是這樣，人與事不斷輪回著，用曾經的過往來嘲笑人類今天的無知與狂妄。如果我們不能警覺與清醒，明斷社會與人性的復雜與善變，把“適者生存”當作人類生存的唯一法則，而不去考證我們所適應的環境的優劣以及那些適應了環境的人的本性，那么，我們的社會就真得很危險了。

　　昨天是百萬山河百萬漢奸，今天呢？“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但愿屈原的吶喊不是今日現實之寫照。

　　雖然沒有了外敵入侵，但我們何曾少了內憂外患呢？雖然不見了遍地烽火硝煙、燒殺掠奪，但滿眼依舊的腐敗叢生，爾虞我詐。我們又如何去做一個愉快的、心安理得的“適者”呢？

　　“適者生存”，不提也罷。(本文于2017年11月11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