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我生活的城市開始大規模地進行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和改造。這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前些天，我居住的小區門前的那條主干道經過跨年度的改造，終于揭開了它神秘的面紗。好家伙！漂亮！原本就很寬闊的馬路又整整拓寬了三分之一，那種站在繁華的城市當中體味到的空曠和敞亮的感覺是無以言表的。改造后的道路新增加了公交車專用車道、非機動車專用車道以及人行道，各條道路之間用四條綠化帶隔離開來，綠樹成蔭，繁花映襯，猶如花園；公交車專用車道涂成綠色，非機動車道涂成褐色，馬路牙子用厚重的大理石鑲砌，彰顯著現代化和時尚的氣息；兩排華燈像兩條白色的巨龍，延綿十幾公里，宣示著馬路的豪華與莊重。沒辦法，就一個字：爽！誰讓咱家有的就是空間呢！這還不讓那些寸土寸金的一線城市羞死！我也為此很是自豪和激動了一番！

　　沒人有意見，好！民意取得了一次難得的空前一致。是啊，誰不想讓自己生活的城市既大氣又舒適呢？但是我的熱情和激動還沒舒展開來，就被現實的問題徹底澆滅了，因為發生了令人困惑的現象。這條馬路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路，我感覺在這條拓得更寬的馬路上行車竟然比以前更難走了！行車效率比以前更低、交通秩序比以前更混亂、車流比以前更擁擠。這是為什么呢？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考，我終于恍然大悟：都是馬路改造惹的禍！事實上，馬路拓寬的部分都用在了建設公交專用線、非機動車道以及人行道上了，而且還占用了原來的一部分機動車道，實際上改造后的馬路留給其它機動車的道路比以前窄了。但這不是問題的實質。開辟專用車道和人行道體現了人文關懷和公平原則，也是先進和科學的城市管理理念，大路通天各走一邊，無可厚非。問題的實質在于：新馬路的交通規則規定了其他非機動車必須走其他非機動車道，馬路上密布的攝像頭日夜不停地監督著其它機動車，沒人敢越雷池一步。而對公交車、非機動車以及行人卻少了幾個”必須“。于是就出現了這樣奇特的場面：也許行人或非機動車為了方便而肆意在馬路上亂竄，也許公交車為了安全也沖進其它機動車道，使本來就變窄了的其他機動車道變得混亂不堪，而旁邊被涂得五彩斑斕的公交車專用線和非機動車道像埋了地雷似的空空蕩蕩，安靜得令人驚懼。

　　我們不想討論相關部門是否對開辟公交車專用線的必要性進行過嚴格論證（事實上，這條道路只運行兩路密度不大的公交車），我們暫且認為這是好事。但是好事辦砸了。究其原因，恐怕仍然是規則問題。硬件完善了，如果規則上能夠實現各行其道，那么就能實現秩序井然，運行效率提高。現行的規則只規定了其它機動車的”必須“，同時有嚴格的監督和懲罰機制，對公交車、非機動車及行人卻沒有這個”必須“，這顯然有失公允。不對等的“必須”不但造成社會運行形式的混亂，而且會提高社會運行成本，造成資源浪費，往深了說，這也是社會風氣敗壞和社會矛盾加深的根源。這不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把公交車比作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把鉆規則空子的非機動車和行人比作社會上那些道德敗壞的人（如黑社會、村霸、阿飛等），那么道路問題就成為社會問題。

　　在中國，特權是被廣泛認可和令人羨慕的現象，而特權階層不但實實在在存在，而且對社會運行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他們一方面占據著龐大的社會資源，卻將他們鎖進了有形的或無形的倉庫里，另一方面又可以和普通民眾搶占著本來就已經很緊張的資源，在造成社會資源大量閑置和浪費的同時，又使得參與社會運行的社會資源顯得嚴重匱乏。這種怪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必須”上的不對等。比如，有那么多的省委大院、市委大院，環境寬敞而舒適，我們是不能進去住的，但人家卻可以再到大院外面隨便買房，他們才不在乎房價漲不漲呢，叫苦連天的是老百姓。今天的中國還有一種特權階層，就是有錢人。大的有錢人自不必說（事實上許多巨富已經披上了權利的外衣），高檔飯店每天成噸成噸倒掉的山珍海味已經彰顯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和畸形狀態。就連稍微有一點兒錢的人，也處處體現著特權。火車的普通車廂定員118人，硬臥定員36人，如果從公平的角度，那么硬臥車廂的人應為多占有的那部分社會資源完全買單，即最起碼臥鋪票價應該是硬座票價的3.3倍，如果再加上優質的服務、整潔的臥具以及其它硬件設施，票價還應該更高，而現行的硬臥票價還不到硬座票價的1倍。軟臥更不用說了。這還不算，硬座車廂還要承受無座人員對其空間的擠占。無論空間多么擁擠，他們都必須在限定的范圍內活動，雖然臥鋪車廂走廊的座椅在那安靜地閑置著。但臥鋪車廂的人卻沒有“必須”的約束，他們可以隨意進入硬座車廂，使本來就緊張的資源更加緊張。可怕的是，列車的運行模式正是中國社會運行模式的縮影。一個事實是，幾十年前，臥鋪恰恰是特權階層的特權，就像茅臺酒和中華煙。

　　幾千年來，我們的老祖宗就喜歡人治，不喜歡法制，喜歡有情，不喜歡無情，喜歡變通，不喜歡必須，傳到我們也一樣。人們總是把希望寄托給別人，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遇到問題，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到處找“青天大老爺”，不是去法院，而是去政府。而那些處于青天位置的人，似乎也樂得如此，因為如果什么事都有了條條框框和必須，要青天有什么用？又何來特權？從古到今、從上到下，人們都有一種人治的喜悅，以至于法律成了人治的陪襯。

　　我不反對人治，但它應該是法治框架下的人治。超越法制的人治只能使社會走向混亂和不公。法律是道德的底線。無限放大的人治和德治，會使道德的底線降得越來越低，這不但會使社會整體處于無德狀態，也會把人治和德治拉入泥潭。當然，一味地強調法律的作用也不可取，因為那會讓全社會處于道德的高壓狀態下，稍不留神，就會觸碰法律而身陷囹圄，長期的精神壓迫同樣會引起社會的動蕩。

　　找到法制和人治的平衡點，這是社會管理的藝術，這不是我們的事，我們只想看到讓社會保持良好運行的結果。它包括社會的公平、公正，包括社會資源的有效運作和節約，包括社會秩序的有序和流暢，也包括人的和諧相處。否則，就會像那條道路，無論物質文明多么發達，也難免陷入混亂而適得其反。

　　窺一斑而知全豹，多一些“必須” ，就會多一些為物質文明保駕護航的保障。這樣看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還真不是一句空話。(本文于2015年10月29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