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3日，魯迅在上海寫過一篇短文：《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此文最初發表在1927年12月19日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后收入《而已集》。

陶元慶是魯迅的小同鄉，曾在上海藝術專科師范學校師從豐子愷、陳抱一等學習西洋畫，也曾為魯迅作品集作封面畫。魯迅很喜歡這位小同鄉，在日記里多次提及。1927年12月，匡互生、豐子愷等人創辦的上海立達學園舉辦第二屆繪畫展，在此任教的陶元慶有多幅作品展出。魯迅為此寫下《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一文。

文章開篇談陶元慶的畫：

 陶元慶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文中“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指在魯迅等人的支持下，陶元慶于1925年3月在北京西四的帝王廟內舉辦的個人畫展。那次，魯迅也寫過一篇短文：《〈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序》，發表于1925年3月18日《京報副刊》，后收入《集外集拾遺》。“他以新的形，尤其以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并非《〈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序》里的原話，而是大意。對應于原文，應該是以下幾句：

在那黯然埋藏著的作品中，卻滿顯出作者個人的主觀和情緒，尤可以看見他對于筆觸，色彩和趣味，是怎樣的盡力與經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國畫的，于是固有的東方情調，又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滲出，融成特別的豐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對自己兩年多前對陶元慶的評價，魯迅“覺得我的話在上海也沒有改正的必要。”兩年多前在北京說的話，兩年多后在上海也適應，無需改正。也就是說，陶元慶作品的特色如故：畫的雖是西洋畫，卻有豐富的傳統底蘊，即民族性。

說完這段話，魯迅突然從陶元慶“跳”開，從陶元慶的“畫”里“跳”出來：

中國現今的一部分人，確是很有些苦悶。我想，這是古國的青年的遲暮之感。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里。于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我要范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倘使中國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錯，則這樣的情形我以為也是對的。

然而現在外面的許多藝術界中人，已經對于自然反叛，將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藝史界中人，則舍了用慣的向來以為是“永久”的舊尺，另以各時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來量各時代各民族的藝術，于是向埃及墳中的繪畫贊嘆，對黑人刀柄上的雕刻點頭，這往往使我們誤解，以為要再回到舊日的桎梏里。而新藝術家們勇猛的反叛，則震驚我們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們是遲暮了，并未參與過先前的事業，于是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又成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意思很明白：當時，有些國人“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里”，有些國人則“接收”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陳”指漸至僵化的傳統文化，“新”指如潮水般襲來的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陷于傳統文化不能自拔，戴著的是陳舊的枷鎖；對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照單全收，看似砸碎了枷鎖，卻并未得到解放，只是給自己束上了新的鐐銬。

繼承傳統文化與吸收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晚清就是有識之士必須面對的問題。“拿來”或許是共識，拿來之后怎么辦，卻有不同看法。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從“夷”那里拿來，目的是要“制夷”。“夷”難道就那么笨，由著你“以夷制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拿來不單只是為了“制”，而擴展到所有的“用”的領域，核心的東西，比如制度、文化等卻要一如既往，不能擅動。核心的東西不變，拿來的都只能是表皮，不從根子上著手，已至腐朽的枯樹怎能逢春再發？民國時代，體用之爭或還存在，西潮東漸卻是主流。拿來愈多，漸至混亂，消化不良。囫圇吞棗者有之，生吞活剝者有之，以雞毛為令箭自炫者有之，拿博士帽文明杖唬人者有之。因此，魯迅才痛心疾首地說：“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成了一種可敬的”“新桎梏”。

對于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魯迅的觀點應該是融會貫通，應該是守正創新。所以，他評陶元慶的畫時，“畫”外有話：

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重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

……

所以，用密達尺來量，是不對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漢朝的慮傂尺或清朝的營造尺，因為他又已經是現今的人。我想，必須用存在于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里的尺來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

“沒有這兩重桎梏”就是融會貫通。相融而相知，會意更會心，你與我、我與他連成一氣，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難分彼此，不分彼此。“和世界的時代思潮流”就是創新，“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就是守正。有定力，有自信，不妄自尊大，不自我菲薄，不簡單模仿，不生搬硬套，取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我之長與他之長相疊相加，共攀新的高峰，即使有碰撞，閃出的火花也是照亮征程的明燈。創造出來的，不再是純傳統的，也不是純外來的，而是全新的，徹底自己的。“密達”是法國長度單位Metre的音譯，今通稱為“米”。“密達尺”顯然指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慮傂尺”是東漢章帝建初六年（81年）所造的一種銅尺，“營造尺”是清朝工部營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二者所指自然是傳統文化。只有“密達尺”或只有“慮傂尺”“營造尺”，都不行。只有“用存在于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里的尺”，也就是融會貫通的尺，守正創新的尺，才能理解陶元慶的畫，才能解決好繼承傳統與吸收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問題。

文藝是文學藝術的簡稱，文學與藝術是一對孿生兄弟。中國傳統文學家，對于藝術特別是畫更是傾心。魯迅作為文學家，對藝術也注力不少，比如對漢魏碑刻的拓印，對木刻版畫的提倡，對古今箋紙的整理等。雖然魯迅自謙地說“我于藝術界的事知道得極少”，但他愿意為陶元慶的畫發言。不但言中其的，而且不就畫論畫，還由畫引申，言及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的吸收，其所到達的思想深度，非一般人能及。這或許便是魯迅除文學家外，還被后人目之為思想家的原因吧！

在話劇、電影、電視節目里，為了更好地引領觀眾理解劇情，除劇中人物直接發聲外，往往滲入一種獨立的解說性的聲音，被稱為畫外音。畫外音是對劇情的一種補充、注釋、解說。魯迅在《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一文里關于傳統文化繼承與外來文化吸收的話語，差不多是獨立于論畫之外的存在，既可稱之為畫外音，卻又不是真正的畫外音。因為魯迅的論“畫”之外的言辭，不是文章的補充、注釋、解說，而是文章的主題、主旨、中心。此畫外音與彼畫外音不同，稱之為“畫”外音，更準確更恰當。

魯迅是跨越時代的存在，魯迅的思想具有深邃的穿透力。魯迅“畫”外音里的深意，今天依然值得我們思之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