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文人，最酷的是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我要是說一個名字，應該爭議不大，這個人就是張岱，字宗子，所以更多的人稱其為張宗子。

很多人對于張岱的記憶多半起始于《湖心亭觀雪》，不長，全錄如下：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這是教材的選本，經典的小品文。短短兩百字對于天際之蒼茫闊大，雪景之寥廓清冷，作者之雅致絕俗，遇知音之高山流水，三言兩語盡得彰顯。尤以白描之精煉，畫面之唯美，嘆為觀止。無名士之心性，無別具之匠心，蓋難成此文。

這是一個天才的手筆，更是一個名士的做派。

這樣的做派是風靡于魏晉的，王謝兩家似乎開了頭，謝安面對苻堅百萬大軍，對弈于淝水，王家公子“乘興而來，盡興而去”都是留下美談的。即便是蘇軾也向往著“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這是詩性的外溢，是骨子里的浪漫。沒有顯赫的家境作為基礎，沒有積淀的優越感深入骨髓，沒有滿腹才情才氣的內涵，是不會這般瀟灑的。大多寒門子弟，五斗米都可以折腰，哪能有如此之任性？

中國的文人太正經或者太裝正經了，抑或是太拘謹了。說的總是修齊治平，心憂天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給自己的擔子太重了，雖九死意無悔。決心很大，問題是真正能說上話，使上勁的又很少很少，所以又多少又有不甘，牢騷太盛。于是，以憂憤為主題的文學內涵幾乎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有生命力的，無論是散文還是詩歌、小說、戲劇概莫能外。我們說詩歌散文那就是給你展示情緒的，也好理解。問題是小說戲劇無非就是整個故事，那也得要攛掇出一個什么主題，卒章顯其志，不少很牽強。甚至有畫蛇添足的嫌疑。

問題是另一面是他們一來未必真有兼濟天下的能耐，也不一定修身修得白玉無瑕。就像杜甫寫詩寫的那么寒酸，曹雪芹寫小說寫的那么窮苦，其實都還不至于，有房有車有肉吃的。這樣似乎導致了一個傳統，就是我們的文學與真實是有差池的，筆下是謙謙君子，生活中卻戾氣等身；嘴上是仁義道德，事實上卻是坑蒙拐騙。像匡衡、李紳、董其昌都是相當分裂的，你還不能說他們一準就是文化人的敗類，因為還有很多只不過沒有機會展示而已。

春秋筆法是我們的敘述習慣，近乎奉為圭臬，似乎給文人提供了彈性敘述的正當性，于是一代代文人前仆后繼，樂此不疲，至今依然。你看看，我們的文章多好，多美，多么正義，多么有力量！我們夠得著嗎？

為此，就在歷史的縫隙當中也還是有一批很有力量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果敢地跳出了這個窠臼，不為禮教束縛，不為傳統所阻，活得是精彩紛呈，寫得是炫麗無比，展示出了他們鮮活的生命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當時或許為人誤解誤讀，在經過歷史的過濾之后，如今我們發現，他們真是歷史上的一瞥驚鴻，價值猶在。

比如張岱，還有誰比他更會玩？看他自己是怎么說的：

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

是，他自己就說自己是紈绔子弟！也是，他要不是紈绔子弟一般人還真夠不上。能玩的他玩，不能玩的他也玩，而且也都玩出了門道。湖心亭看雪已經讓人贊嘆其名士風度了，可這在他跟前是小兒科。他喜歡喝茶，偶遇一洼泉水，便研制成“雪蘭”茶，眾人追捧，以至于該泉枯竭；他喜歡撫琴，三個月之后便超越他人；他迷戀斗雞，長勝不輸；他醉心于蹴鞠，也是里中翹楚；他好古董，鑒賞功力不遜于專業行家；而讓他付諸更多的怕還是醉心于戲曲，時常粉墨登場，戲班子尾隨左右，興之所至，不分場合與地點，即興演出。曾有夜半，途徑黃天蕩，感慨韓世忠抗金之英武，立馬鳴鑼響鼓，開演大戲，驚得遠處寺廟眾僧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如他自己所記錄：一寺人皆起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這不是什么惡作劇，這就是他的正常做派。人生之樂樂無窮，及時行樂顯真情。他生于累世富貴之家，且晚明心學已成市場，他這樣任性張揚既有現實的經濟基礎，也有文化上的精神支撐，其實他父親，他叔叔都有類似舉止。但是，他是玩家但不敗家，在眾多愛好當中，最為突出的是讀書和寫詩，因為愛好而集結的社團，他的詩社持續時間最久，事實上，他流傳于后世的律詩數量和質量都是上乘的。而且，他祖父的三萬冊圖書更是他的精神家園，他涉獵廣博，記憶驚人，自幼便有神童的稱號，更是祖父的掌上明珠，祖父親自教他，更是希冀所指。那個藏書三萬冊的園子名曰快園——好一個快園，快哉！（他高祖父是翰林的出身，他祖父輩出了狀元，他祖父張汝霖也進士及第的。在他家至于進士則是及格線，按照現在人的說法，在他家碩士以下都得算文盲）。

這個家庭可以由他他任性，但在這個家庭里功名似乎也是繞不過的坎子，他的家族當中，有斗雞成癮的，有賭博成性的，有收藏古董的，還有寄情草木鉆研醫學的，但似乎都還有個學位上的認定。他也必須有，盡管他深知對于科考“滿腹才華，滿腹學問，滿腹書史，皆無所用之”，除非“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考上的人“非日暮窮途、奄奄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他很清醒，似乎看也到了自己科考的結局。但他還是得試試，甚至奢望著某天哪個主考官能慧眼識珠，這個可能是有的。加之衣食無憂，所以他一面參加科舉，一面科舉不中，也還不至于尋死覓活，無論考中無否，嗜讀不輟，而且絕非僅僅限于經史子集，無所不攬，漸成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是充盈的生活和海量的閱讀成全了他的《夜航船》。從天文地理到經史百家，從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從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廣采博收，共計二十大類，四千多個條目，涉及學科廣泛，是一部比較有規模的古代百科全書。

由頭是在一艘夜航船上，一個士子高談闊論，起初僧人很端正很局促，以為遇到什么大神，結果聽得不對勁，就問士子：澹臺滅明是幾個人，答曰兩個人，堯舜是幾個人，答曰一個人，僧人一聽，原來是水貨，看來我可以伸伸腳了。張岱覺得應該編寫一部文化上常識書，不至于類似情況再出現。

這是他一個人的筆錄。

狄羅德比張岱小個一百來歲，狄羅德也曾編過西方的百科全書，看來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會涌現出這些文化上的巨擘，他們有著更宏大的理想，小小的科舉已經容納不下他們了。而他們的作用顯然要比一個進士狀元之類更有價值，更有意義。

好在明朝滅了，否則他可能還是要花一些精力來應對科考的。明滅之后，成為遺民，且因為參與魯王的反清，還是得東躲西藏，好在沒弄多大動靜，清朝對于他不至于窮追猛打，再說當時也快五十歲了，那個五十的年紀也不小了。日子過得絕對天上地下，別說什么鮮衣怒馬了，即便一日三餐都難以為繼：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茛，常至斷炊。

如此窘境之下，張岱在精神上依然沒有蟄伏，既不像錢謙益等委身新朝落得貳臣的標簽，也并沒有選擇簡單地以身殉國之類。而且踐行了眾多文人以史為鑒警示后人的路徑。他原本好著述，在此前后他完成了《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瑯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傒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等等，不下四百萬字。除豐富的史料價值之外，他治史的理性和公允是相當難得的。在寫自家家譜的時候，他能跳出庸俗的家族避諱的傳統，秉筆直書于先人，不褒不貶。尤其是在以愚忠為教義的文人當中，他的《石匱書》直接探討了明亡的原因，在他眼里，崇禎算是個勤勉之人，但是反復無常，朝令夕改，無法為繼。至于福王、魯王、隆武、永歷也多半為庸碌之輩，還不一定比得上崇禎。即便沒有李世民，明亡也是劫數，他看得幾乎和現代人一般清醒。

此時，他已經完全不是出身官宦之家的富貴少爺、中年員外，而是一個飽經離亂憂國憂民的深沉愛國者、歷史洞察者、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大家。我們會習慣性地認為，可能是社會的動蕩讓他得以蛻變升華，直達精神彼岸。但我卻又不完全這樣認為，張岱一生既與時局變化有關，更多的還是與生俱來的獨特氣質所造就。這是一個太清醒的人，幼時乖張但不失度，中年任性但不自封，晚景凄涼但不自怨。他熱愛生活，積極投身生活，因而能窺見他人所忽視；他飽讀詩書，卻不囿于文本，始終有自己獨立之思辨，終成一代大家。

他是這般記錄自己的：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為敗家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

哪有這么糟踐自己的？怎么也不裝一裝？他什么都看透了，所以不必要。

就是這個自己口中的“瞌睡漢”以將近九十年的生命經歷，幾乎窮極了人生的各種可能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鉛華蛻盡，回首前塵，在后人眼中，他依然是那個翩翩少年和瀟灑君子。和他在文學史學上的成就相比，他的生活本身或許更有魅力。

他不酷誰酷？某明星或某富二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