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而后不恭于父母之身，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曾文公集》。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說:君子立下的志向，是想讓自己有為民請命的器量，有圣人一般的德行，有稱霸天下的大功，然后才不辜負自己的父母生育了自己，不愧為天地間一個完全的人。

青年時期的曾國藩把“治學”作為勵志的起點。在學習中他以“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務實精神，力戒空談，潛心學習。他深知學問的獲得不時一朝一夕的事，必須勤學好問，持之以恒，才能日漸精進。他告訴后人，做學問好比修金子塔，基礎越深越扎實為好，這樣才能在廣博的基礎上求得高而精，精而尖。他告誡后人，讀書不可貪多，而要專注于一書，力求吃透。要博采眾長，兼收并蓄，為我所用，才能學慣中西，博今通古。有了扎實的功底，有了一定得才學，才能夠實現為國立功，為己立德，為人立言的理想與抱負，才能受到社會的承認和世人的尊敬。

有了一定的學問，還要注重自身的道德的培養。《禮記。大學》中說：“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曾國藩認為，人都有向善的本能，而能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關鍵在于其能不能持之以恒的進行道德修養；而“修身”、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因此，古人把“德量涵養，躬行踐履”視為一個人的美德。這也是幾千年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主要特征。

曾國藩一生取得的成就，可以說都在“志向高遠”中。在“修身”、“治國”、“平天下”傳統思想文化的滋潤的教化下取得的。曾國藩家書，是其畢生“勵志”的生活實錄。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人茍能自立志，則圣賢豪杰，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于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何于與我哉？”他明白無誤的告訴弟弟，只有立下堅定的志向，才有可能勤奮自勉，不斷增加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才能干一番造福人類和社會的大事業來。

曾國藩深知，一個人立身處世創大事業，結果難以預知。古今往來，成功的人固然有，但失敗的人也不少。因此，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是一個磨練心性，不斷提高道德修養的人，必須要有堅定地意志。志者，心之何也，氣之帥也。有志者，事竟成。居貧困而志不改，處危難而志彌堅，報國復邦，建立功業，或聞雞起舞，或臥薪嘗膽。

《孟子.告子下》中說：“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于版筑之間，膠鬲于魚鹽之中，管仲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拂亂其行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國藩深知《孟子》之意，和同鄉好友劉蓉、郭嵩燾結為“湘鄉三劍客”，互相勉勵，傳為佳話。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被點中翰林后，銳意進取的精神更強了，他在詩中寫道“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他以一介書生而統領湘軍兵勇，在初期與太平軍的征戰中，靖港之戰中，險些丟了性命，在這中劣勢中，他深知苦難是一種考驗。他效法《易經》中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從而意志更加堅定，他以超人的毅力，反思得失，苦讀兵書，尋找差距，嚴于律己，勤于治兵，運籌帷幄，最終戰勝了太平天國軍，為維護和穩定清政府的統治立下了赫赫功勛，從而實現了中國古代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君子建功立業，聞達天下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