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之河，多少生命如沙，風吹而過，不留痕跡。而翻動李白詩卷，詩人李白，千年而下，依舊活在自己的詩里，越千年而依舊個性鮮明，栩栩如生。

李白是中國歷史上極具魅力個性的詩人，一生經歷、鮮明個性及自由活潑的思想，在其詩文中表現的淋漓盡致。青少年時期，學習諸子、經史、陰陽五行，涉獵廣泛，奠定了深厚的學養。他在自述中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有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這一時期的李白，除了讀書、練習寫作外，還學劍、干謁、任俠、訪道。“十五學劍術，遍干諸候。”（《上韓荊州書》）“十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興》）他自稱：“結發未識事，結交盡豪雄……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少年即有豪放不羈、飄逸不凡的個性，自由活潑的思想。寬松的成長環境，奠定了李白思想性格的雛形。這個時期，他自信自負，“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他壯懷激烈，“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秋。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他滿懷理想，“待我盡節報明主，然后相攜臣白云。”一個年青而富有朝氣、豪放而激情高昂的詩人形象，活脫脫在詩歌中呈現出來。

開元十三年，二十五歲的李白開始了“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的漫游生活。他懷揣著“已將書劍許明時”的理想，離開蜀中，出三峽，下江陵，廣游襄漢，歷經湖北、湖南及吳越之地，飽覽山川勝跡，四處漫游、干謁，廣泛結交地方官吏，以期通過他們推薦為當朝所用，實現自己輔佐君王、“安社稷，濟蒼生”的宏圖大志。由于他深受道家“待時而動”的思想影響，恪守“不屈己、不干人”的道德信仰，時而隱居山林，時而飲酒宴樂，時而憤悶疾書。如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言：“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人彈長劍乎？”傲然不屈的個性躍然紙上。在這長達十八年的漫游生涯中，一入長安，曳裾候門，歷抵卿相，卻到處碰壁，失意而歸，其追求理想的道路可謂是《行路難》：“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不過這一段經歷，也是詩人生命中感受最豐富的一段歷程，創作了《長相思》《蜀道難》《梁園吟》《梁甫吟》《襄陽歌》等諸多名篇，展示出詩人強烈的自我表現的色彩。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四十二歲的李白經道士吳筠推薦，被唐玄宗召入長安，他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但是，到了長安，李白在政治上并沒有真正得到重用，當朝已是那是奸佞當道，李白詔翰林，實際上只是被子當作了文學弄臣，再加上他那傲岸不羈的性格、蔑視權貴的氣度，總是同上層社會庸俗之風格格不入，不久即遭嫉妒、讒毀，嚴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從政報國理想，使他認識到了帝王之鄉不可久留。兩年后，唐玄宗以“賜金還鄉”的待遇送他離開長安。這兩年多時間，盡管短暫，卻使李白站有更高層面、更開闊的角度對社會、人生進行了新的審視，有了新的思考，引起了他對歷史和現實的嚴肅思考，詩歌創有了更寬闊的內涵。

賜金放歸后，李白開始了第二次漫游，他先在洛陽認識了杜甫，后在開封結識高適，盛唐詩歌史上，幾位彌足輕重的人物走到了一起。政治上的失意，心中的苦悶，使他重拾早年求仙訪道的愛好，加深了歸隱山林的想法，以求身心解脫，而 “安社稷、濟蒼生”的理想卻又始終未熄，他一面期待：“莫道浮云終蔽日，直掛云帆濟滄海。”一面感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在期待與失意的過程中，他更深地體會到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但他傲岸不屈的個性又不屑于向權貴卑躬屈膝，于是，他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心聲。直到晚年，在《門有車馬客行》一詩中還在感嘆：“嘆我萬里游，飄零三十春，空讀帝王略，紫綬不掛身。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廓落無所舍，流離湘水濱。”一位個性尊嚴極強烈的詩人，報國之志至死不渝，而歷史再也沒有給他騁展抱負的機會。也許，上蒼賦予李白的使命就是做好詩人，以宿命論觀點來解釋盡管唯心，卻合乎民意。

作為一代詩仙，李白以卓越不凡的詩筆歌唱了他所生活的時代，傾訴了他的實現政治抱負和理想追求中的喜怒哀樂，盡管時光流逝，而他的生命是圓潤的，豐滿的，他的生命的歡樂、生命的價值永存詩文中。李白在晚年，也清醒地領悟到了這一點：“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屈原和楚王都被歷史帶走了，而屈原的辭賦不朽，楚王呢，徒然剩下了山丘如榭。盛唐的歷史過了，多少功業已成往事，而李白的詩歌與個性依舊星光燦爛，正應了他少年時“垂輝映千春”的宏志，他留給后世的精神輝映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