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上有兩本三白的《浮生六記》。

這兩個本子，一是獨立成書的我用來藏書，另一個是因為有清人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的合著，同屬閨情紀實之作，順便也就買下了。因喜讀歷史，首先提一筆《影梅庵憶語》。這本書作者詳細追憶了自己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相識：己卯初夏，他和董小宛第一次見面。這樣的話，有資料說董小宛與順治的瓜葛一事，就純屬子虛烏有了。冒辟疆所記錄的那一年己卯——也就是明崇禎十二年，這一年董小宛16歲，而順治才兩歲。這是支解，撂下不說。

沈復，字三白，蘇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年無考，著有《浮生六記》一書。原作實則只存四記，即《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游記快》。后兩記《中山記歷》和《養生記道》有很多資料說是后人偽作。 我們現在能讀到《浮生六記》，應該感謝蘇州獨悟庵居士楊醒逋在護龍街冷攤上瞧見，是他慧眼識珠，立即攜回，由他和妹夫王韜分別作序、跋，在東吳大學校刊《雁來紅》上刊出。這一下，使這塊文學“碧玉”出土問世，重放異彩。王韜是清末改良主義政論家，他肯定此書乃“筆墨之間，纏綿哀感，一往情深。”這樣一來，《浮生六記》的藝術魅力確也重在“一往情深”了。

個人很是感動這本書。雖然它的年代距今似乎不遠不近，但正是這種較之于現代與古典的中間連接，其中的愛才應該有著常人樣不可抹滅的回憶。實在說來，三白是一個小人物，他不但史傳、方志不見其名、卒年無考；而且甘做幕僚，平平淡淡，究竟也還算不上一個斯文舉子，終其一生也沒有見樹什么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業。三白的好也許正在于他奉獻給我們的這本書。因為他留下來的詩文不多，所以，這本《浮生六記》便彌足珍貴。這本帶著自傳、合傳性質的紀實散文作品，寫作上獨辟蹊徑，不象一般文人寫傳記那樣按部就班、從生到死，而是按專題分別記述。研究三白散文的徐柏容先生甚至以“可與太史公于編年史外創紀傳體寫歷史堪稱媲美”來贊譽。這一贊譽，使這部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較之于大牌作家的散文集子更有耀眼的意義。正如史學家陳寅恪說：“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系，而于正視男女關系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此后來沈三白浮生六記之閨房記樂，所以為例外創作。”（《元白詩箋證稿》）推崇此書的還有“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家俞平伯、吳宓、林語堂等。也是在林先生的動作下，使本書譯為德文、英文、法文、意文、俄文、日文流譽海外，可見其影響之深廣。

我們普通人的一生，可歌泣的故事實在也是很多。《浮生六記》里我們看到的正是日常離我們最可接近的一種生存狀態，親近而溫暖，字里行間多有自己的影子。“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也許正是三白執著于世俗生命的悲歡，在他看來前程和聲名都若李白所云之“浮云”一般，所以才安心給后人留下這部不朽之作。“巖前倚仗看云起，松下橫琴待鶴歸”，從三白存世不多的這一篆聯中，我們可視作他自己為人的真實寫照，反映了他不同世俗的價值觀。就寫作領域而言，如今，我們不乏“精神”大餐的“營養”，沽名釣譽的“美文”泛濫于市。但在情感面前，我們尤其欽佩《浮生六記》交代給我們的真實。三白此書也許悖經離道，“世人皆以載道言志為文，我卻獨寫閨房閑情。”是的，問世間情為何物？永恒的話題多少有些形上，我們以為無法抓住，這也正是三白此書能夠給我們的現實教育。他為我們記下了可敬可愛的蕓娘。這個宗法社會難得的女子，她既有才又有德；既超群脫俗又不同凡響。很多讀過此書的朋友都說，蕓娘這樣的女人如今真的是少了，她是女中尤物、男人的真正所愛。我緊張這樣的答案，因為蕓娘實在也是我的崇拜！我反復膜拜蕓娘的好，膜拜她會在風雨中為丈夫打開家門，膜拜她會在燭光下靜靜地聽丈夫娓娓奇談，膜拜她在丈夫最彷徨脆弱的時候給他慈祥和鼓勵，膜拜她“惜枝憐葉，不忍暢剪”的善良，膜拜她“吃粥記、白字緣”的幽默，甚至膜拜她于宗法社會違常情為夫謀妾之事。

《浮生六記》的藝術魅力，歸根結底，是來自其真情。

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人生四大喜事之洞房花燭會讓你一輩子記憶不忘是其一。你看三白筆下：“高燒銀燭，低垂粉頸，那時蕓在捧讀西廂。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蕓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我也曾經到滄浪亭畔，回想當年和蕓夜半焚香，皓月紅燭。蕓曾問我：‘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閑情雅趣，即便只有短短一刻，那也就是永恒。” 每每讀此我都為之動容。婚姻里，我們鄙視那種衛道夫居高臨下狀隱晦出的男女不平等。說到此，梁啟超的婚戀史且浮一筆而論。兩天前因打算寫寫19世紀20年代的演說家，無意間重溫了梁給他妻子李惠仙的書信。我不明白他是否以居高臨下作正人君子狀打發了他的華僑女翻譯何惠珍的感情，但感覺他活得挺累，這一點絕非三白坦白真摯來的可愛——以三白在《浪游記快》所記錄的廣州嫖妓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理由去指責三白，但可以肯定蕓娘內心深處的苦，這正是她之所以后來“心甘”為三白納妾憨園，又“不果，蕓意以之死”的真正原因。也是我們讀《浮生六記》所應注意洞悉其藝術魅力的另一個價值所在。

三白的文字是反封建，同時也是叛逆的。生于清乾隆年間的他，因為他的骨子里從來就沒有功名利祿的概念，所以導致他在文字中對這些事不屑一提，而是別開生面地把閨情、閑情、坎坷、浪游作重頭筆墨鋪陳。這“‘樂’是情愛之樂、‘趣’是率真之趣、‘愁’是生活之愁、‘快’是游歷之快。”我們在此書中一樣可以見到三白快寫游歷的景致，那筆墨也非他人可及。如寫中秋之夜于游滄浪亭“走月亮”，那是在新婚得意之時：“老仆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曲徑而入，疊石成山，林木蔥翠。亭在土山之顛，循級至亭心，周望極目可數里，炊煙四起，晚霞燦然”，眼前真是一幅疏淡深遠而意境幽雅的水墨畫了。又如寫蘇州南園菜花地飲酒賞花：“是時風和日麗，遍地金黃，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這種節奏明快，色彩亮麗，玲瓏剔透，令人賞心悅目的猶如蒙太奇手法，真真叫他人不逮，令人拍案稱絕。

然而，最有指導意義的還是他于行文中所表達的曠達思想，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現在社會的文人，這種表現自我的社會價值觀都是難能可貴的。這種叛逆的性格甚至使得他們結婚十二年后因失歡于家長被逐出家門，只好投靠朋友，寄人籬下，僅僅以書畫針繡來維持生活。可敬的是他們在困境中仍然保持和發揚平淡出真知的理念，脫盡了名利熏心和世俗曠味，樂觀而不改自尊和志向的初衷。我們說，真情是需要勇氣和自信的。在宗法社會里，到處彌漫著道學的庸俗和虛偽，三白向人們坦露自己的心胸無異是對封建禮教和道學的挑戰。他熱愛生活、向往愛情、崇尚自然，敢于將自己的主張記錄并吐露給世人。我們同情他們夫妻二人的悲劇命運，揭露封建社會那種克己復禮、束縛靈魂的禮教，因此就更尊重《浮生六記》所貢獻給我們的歷史意義。

是的。如今，我們很難見到《浮生六記》這樣的紀實文字了，也因此說它寶貴。它的行文之美在俞平伯先生眼里就是：“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制作精微的痕跡。”三白和蕓娘就是這樣，象兩個長不大的孩子，以真、善、美來教育讀者。他們還都喜歡讀經，也許這就是善的指引。金剛經上說過，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如露如電的情緣，在常人眼里會變成一片淡淡的宿怨，怎么也抹不掉的。但是，我要說，有了三白和蕓娘就不會了，他們的故事對讀者就是醍醐灌頂。在我，即胸臆于忐忑而成此《“浮生”讀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