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馬遷遭受腐刑的消息，在大漢王朝喧囂而有些迷亂的時代氛圍里，似乎并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在京華帝都之地，類似的宦海沉浮，榮辱顛倒，人們看得聽得太多了。竇嬰倒了、許昌倒了、田蚡也倒了，多少紅極一時的王侯將相不得善終。一個小小太史令的霉運，有多少人關注呢？也許沒有幾人會真正為他的遭遇而悲憤痛心，鄉黨俗流更是難以體會這對于正在全心著史、希圖藏之名山的司馬遷來說，到底意味著怎樣的心靈苦難。更多的人也許困惑不解，為什么一個經常在皇帝身邊混的太史令，竟然拿不出50萬錢來為自己贖罪？即使無錢贖罪，為什么不選擇慷慨就死，一了百了，而寧愿接受腐刑，留人笑柄，辱沒先人茍活于世呢？也許還有人在背后指摘司馬遷的迂腐可笑，怪其吃飽了沒事，要挺身為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陵說話，惹來飛天橫禍。一切的人，甚至包括司馬遷自己，也許都曾認為這樣一個“大質已虧”的人，他的一生就將從此完結。

 　　當然，這都是我的猜想，一個淺陋無知的現代人的猜想。僅憑一點文字記錄，穿越2000多年幽古的時空，去做這樣的猜想，顯然有些癡迂，卻并非毫無意義。通過這種猜想，我們多少可以從中觀照到一線世界的荒誕和殘酷，揣度到一點掩藏于辛酸悲欣歷程中的有關人生的偶然與必然。

 　　司馬遷接受宮刑的事實，經由鐵一樣的史筆，被后世廣為知曉，成為著名的歷史公案。實際上，自司馬遷身后不久，直到兩千多年后的今天，幾乎無人對司馬遷投以過輕蔑和嘲笑，甚至一兩句稍有不敬的言辭。相反，人們紛紛悲嘆他的遭遇，感動他的執著，欽佩他的堅強，崇仰他的人格。這一切，都因為他將畢生的心血傾注到了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中，鮮活地再現了一個民族和一方大地的塵封記憶，并作為不朽的符號和標桿，閃耀在亙古長存的天地之間。歷史再次毫不吝嗇地證明，最偉大的英雄不是打倒一切的人，而是那些不被一切打倒的人。為萬世所尊崇和愛慕的，是真人格與大靈魂，而不是現世的榮華富貴和其他什么。

 　　所謂“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深明此理的司馬遷，成為了后者。

 　　我經常想，每一個偉大靈魂的背后，或許都藏著大多的生命故事，值得我們追仰。所以，每次讀《報任安書》，我都會被文中沉郁的生命呼喊所感染，眼前仿佛浮現這樣的情景：痛苦激憤的司馬遷，就像一個孤苦的行者，背負苦難的十字架，行走在這個天地蒼茫的世間。“含垢忍辱”成了他的座右銘。“從俗浮沉、與時俯仰”成了他的求庇術。從受難始，他的生命目的變得單純而清晰：活著并寫下去，以不朽的文字度化眾生，也度化自己。凡深刻純潔的靈魂，常有茍活幸存的恥辱，生活的塵埃其實每天都在覆蓋著恥辱，越積越厚，足以使你遺忘它們的存在。只有懷著一腔赤誠觸摸那些偉岸的心靈，才會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才能多少醫治一點自己的恥辱遺忘癥，才迫使自己貼著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二

 　　如今，司馬遷連同他的苦難，都化作了歷史的云煙，被吹散在蒼茫的天地間。真實的司馬遷和司馬遷許多真實的心境，已無從知曉，人們銘記的，只是一個“史圣”司馬遷。

 　　幾千年來，在我們這個國度，對于大多數人知識分子而言，似乎延續著一個共同的夢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為一種純粹的人文信念，許是受現實人生羈絆過多，真正做到的人為數并不多。而家學淵源既深，從小受業名師，壯年游歷天下的司馬遷，卻是這為數不多中的一個。以他的博物洽聞、見識深廣，應該具有非常人的明智和洞見，不可能迂腐到不識時務，作無謂的逆批龍鱗之舉。更何況，他還背負著修史名世的遺命，還有著“述往事、思來者”的宏愿，開不得生命玩笑。

 　　問題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往往并不僅僅依靠理性和智慧行事，而是循著與生具有的道德良知和來自道德良知的勇氣而為。司馬遷向來以為，“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只有擁有了這些，人才能像個樣子立在天地之間，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對于“素非相善、趨舍異路”的李陵，他只是憑著自己日常的觀察，才作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的公道判斷。在漢武帝假裝從善如流、一臉真誠的垂詢之下，司馬遷只是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

 　　真話，往往最傻，也是最容易惹禍的話。司馬遷對講真話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他根本沒有想到，這樣一番出于忠心和公心的話，竟會一下子沖了漢武帝的肺管子，讓他以為自己在為李陵辯護，在詆毀他的小舅子。意外的禍患，讓司馬遷歷經九死一生，其中的苦痛和屈辱，幾乎將他置于萬死之地。多年后，班固在《漢書》中為司馬遷立下傳記，感慨道：“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是的，真正的明哲保身，何其難！可是，事已至此，有什么辦法呢？決定命運的，往往是那些憑著我們的本性所做的事情。

 　　受了宮刑的司馬遷，開始落入人生的谷底。

 　　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的他，身披極刑、身陷囹圄、飽受侮辱的他，在那些“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的日子里，每每想起自己遭遇的恥辱，想起噩夢般的牢獄生涯，常常會冷汗濕透衣襟。他幾乎被殘酷無常的人生本性所擊垮。那時的司馬遷，肯定在心里不停追問，這一切，到底是為什么？為什么？今后怎么辦？怎么辦？活著還是死去？望著迷亂的人群、輝煌的朝堂，望著碧綠的草尖、敲窗的冷雨，司馬遷一次次陷入惘然自失的狀態。也許，就是從這時起，他開始看清了世界的本來面目，看清了人生的荒謬，開始走向了一個“史圣”應該具備的成熟。就像一切偉大的心靈一樣，成熟于一場災難之后，成熟于死寂后的再生，成熟于身邊幾乎沒有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司馬遷一定深刻的感受到了盈滿天地之間的蒼茫無奈，并時時想到死。然而，死是一件極容易的事。人固有一死，但死的意義和方式卻有鴻毛和泰山之分。

 　　他希望自己的死，能像泰山一樣。

 　　三

 　　苦難是智慧的土壤，也是生命能量釋放的源泉。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謳歌苦難，但恰恰是因為苦難的清醒和隔離作用，讓司馬遷得以拉開了與喧囂塵世和時代的距離。對于一個以史筆著述人間春秋的史官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今天，我們可以對著浩瀚的二十五史滿懷感念的說，正是司馬遷的不幸，給予了后世千百代人的幸運。這種說法，或許對司馬遷似乎有些不公平。但歷史就是這樣證明的，沒有地獄之火對于靈魂的鍛造，人世間就產生不了那么多絢麗的心靈之花。

 　　真正的知識分子，也往往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

 　　身陷人生谷底的司馬遷，經由苦難，摒棄了塵世生活的最后一線天真，他終于明白：剛直不阿的書生和專橫殘暴的帝王形同冰和炭、玉和泥。專制與王道并不能給個體價值發揮最大的空間。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間，能充分證明自己的，唯有不朽的文章功業。為了“草創未就”的《史記》，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業，他咬牙吞血，毅然走向了與苦難的競爭。他匍匐行進在煙海般的歷史塵煙中，扒開層層迷霧，看到許多遭遇苦難而發奮、最終青史留名的靈魂，他們都仿佛是自己的知己，所以，他反復這樣激勵自己：“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

 　　司馬遷將自己對于命運的哀怨、憤懣、感嘆，對于世界的深刻理解、認知，一齊融進筆下滾滾的歷史，融進一個個鮮活的如在眼前的歷史人物。也許他在撫摸一顆顆古老心靈的同時，也在為自己找尋著思維的突破口。所以，在他那或縝密清晰，或雄深雅健，或辯而不華的筆觸中，總能看到心靈震顫的痕跡，讓人感到博大悲憫的仁者情懷，高視千載的史家眼光。目光挑剔、腰斬《水滸》的金圣嘆對《史記》卻情有獨鐘，高看一眼，他也許算比較了解司馬遷的人之一，所以才會認為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是在“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也許，在面對現實無語之際，從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艱難歷程中去尋找自己的榜樣和先驅，去找尋迷失人生的方向和失落的意義，是很多命運多舛的心靈實現自救和人生境界升華的必由路徑。

 　　我沒有到過司馬遷耕牧過的“河山之陽”，也沒有見過司馬遷故鄉“山環水帶，嵌鑲蜿蜒”的景致。但據說，在陜西韓城市有司馬遷的祠墓，祠內有他的塑像，塑像束高發，穿紅袍，長眉入鬢，雙目炯炯，有穿透歷史煙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據說，塑像還有一襲長及心胸的須髯，這與流傳下來的司馬遷畫像完全不符。難道民意如此：你劉徹要把一個血性須眉變成一個不男不女的“太監”，可在我們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依然是一個男子漢！是一個頂天立地，氣吞山河的男子漢!是一個“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偉岸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