絢爛的花朵離不開污穢的土壤，正如文人心中的菊都開在東籬一樣。

自從東晉文學家陶淵明吟出了“采菊東籬下，悠然現南山”的千古名句，歷代文人就把菊端放在了自己心中，將菊種在了東籬之下。菊已不僅僅是陶公的菊，這東籬也不僅僅是陶公的東籬了。菊花滿山野，東籬最高潔。

當年陶公是彭澤縣一小縣令，閑暇之余，泛舟江上，隨波而下，當來到東至縣境內的東流鎮時，被江岸的菊花所吸引。他系舟楊柳，拾級上岸，采菊盈把，眺對南山（大歷山）。據說此后陶公竟將東流作為他打理政事之余的后花園，他筑舍種菊，結交文朋詩友，把酒吟詩，好不愜意。

東流古稱菊邑，過境的長江被稱為菊江。是菊落滿江讓人有感而名，還是文人江岸賞菊浪漫而呼，這不得而知。反正陶公愛菊，彭澤到東流菊鄉有百里之遙，但心有所向，距離不是問題。那時東流戶戶垂柳，家家種菊，東籬西笆，一片柳綠菊黃。

陶公辭官歸隱園田，宅邊遍植菊花，過起了“躬耕自資”的生活。無我之境的“采菊東籬下”， 我揣度并非是他故鄉的東籬，他心中的東籬十有八九還是東流菊鄉的。自種花卉誰自摘？唯在他鄉堪采花。打住，我不想惹些無聊的官司，因為這年頭人們為西門慶的故里都爭得死去活來。將東籬說成是東流菊鄉的，有些人拼死都不會答應的。

暫且不論東籬在哪，但陶公的東籬，成了歷代文人心中的東籬，東籬成了特指的名詞，東籬就是種菊的園地。東籬讓菊生長著，可菊也成就了東籬。首先是唐代楊炯在《庭菊賦》中有“憑南軒以長嘯，坐東籬而盈把”的詩句。如果說此時的東籬還屬于陶公的，那么宋代柳永的《玉蝴蝶·重陽》詞“西風吹帽，東籬攜酒，共結歡游”中的東籬，已著柳三變之色彩了。詞中只見東籬，不見菊花。但重陽之時，怎無金甲？東籬與菊已融為一體。只要東籬在，可聞菊花香。東籬成了柳郎的飲酒賞菊的歡游場。

東籬是種菊的地方，它容不得雜植其它。即使是桃之夭夭，李之灼灼都不在其中。李清照的閨怨詞《醉花陰》“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此時的東籬已不是荊棘橫陳，雜草叢生，而是詞人“人比黃花瘦”的愁緒寄托所在，東籬成為她情感的棲息之地。

陸游卻不然，他將東籬據為了己有。他在《東籬記》中寫道：“放翁告歸之三年，辟舍東茀地……插竹為籬，名之曰‘東籬’。”在《讀呂舍人詩追次其韻》中寫道：“言歸鏡湖上，日日醉東籬。”并加自注：“東籬，予小圃名。”東籬竟成了宦游之子歸鄉后開辟的一塊圃園凈土。

再后來文人在詩詞中用東籬，就像在自家園子里摘菜，隨心所欲。東籬與菊形影不離了。如明朝的馮惟敏有詩句“恰東籬勸插黃花，又南浦催斟綠酒。”清朝鄭板橋在《畫菊與某官留別》中寫道：“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東籬和菊已的了人的靈性。

從東晉以來，“東籬”在文人心中扎了一千余年的根，它隔開了世俗的紛爭，官場的虛偽。在東籬中，文人墨客精心呵護著一種瘦瓣如鉤的植物，那就是素雅傲霜的菊。

“東籬”是文人的精神家園，菊是家園里有氣節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