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山海情》看完了。沒想到一部反映扶貧內容的劇能這么火。

一口純正陜西腔的張嘉譯、閆妮等演員的出鏡，讓人懷疑，電視劇《裝臺》那伙人又乾坤大挪移到這里。沒細數，最起碼有七八位演員重復，比如裝臺里的二代到山海情里成了水旺，刁大軍成了李大有，順子成了馬喊水，蔡素芬成了楊縣長楊書記。

扶貧攻堅屬于高大上，把握上有難度，一不小心就成了什么頌，讓人愛不起來。結果呢，《山海情》以真誠動人，令人淚目。

所謂真誠，一種體會是，里面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沒有人為拔高，也沒有人為貶低。比如《裝臺》里面，菊和三皮就被弄的有些非人，少不了讓人惡心。《山海情》沒有，不管大小人物，都有鮮活人性，符合生活情境，讓人覺得這些人就在身邊。

劇中幾個主要人物都有原型，比如凌教授，吳主任，張書記等等。編劇去實地采訪，真人真事真實場景，給予這部劇以真誠底色。沒有三角戀，沒有狗血劇情，不拖沓，體現了編劇的高水準。再一個，導演很關鍵，孔笙，實力派，《闖關東》、《瑯琊榜》、《鬼吹燈之精絕古城》、《北平無戰事》等等，每部作品都是響當當的力作。所以說，《山》劇火不偶然。

故事發生在瘠苦甲天下的寧夏西海固。形容一個地方地理環境不好，最容易想到一個詞窮山僻壤，相對于瘠苦還有差距。首先是缺水。電影《清水里的刀子》有過類似場景。不同的是，《清》苦則苦矣，背景相對深厚。《山》劇簡單清淺。簡單到終其一生只知吃飯睡覺蓋屋生娃。于他們而言，所謂背景只能是那些貧瘠的山、渴盼的水。

他們蓋屋生娃的地方叫涌泉村。一個缺水的地方叫涌泉，配上喊水、水花這些名字，也算相宜。涌泉村有李、馬兩姓。數年前，馬姓從陜西渭南流落到這里，被李姓人收留，扎下了根，馬姓人對李姓人心懷感恩。這種感恩不是宗教勝似宗教，成就了一代代人善良悲憫的生命底色。

馬得福，馬喊水的兒子，中專畢業之后分到鎮農機站，被借調到移民辦，成了張書記的兵。他領著張書記去涌泉村做工作。由此，拉開了馬有福的破難之旅。

按照國家扶貧政策，福建省對口支援寧夏。措施之一是將西海固人逐步移到離銀川比較近的安置點，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扶貧等相關措施讓人過上好日子。

藍圖是好的，變成現實困難重重。這些困難被以李大有為首的逃回來的七戶移民戶放大，風沙、蚊咬，無房、無水，成了群眾眼中的火坑。面對這種情況，代理主任馬喊水只得求助于原老支書，在他們的共同帶頭下，移民工作艱難前行。馬喊水的邏輯是為了兒子的仕途，必須得帶頭。老支書的邏輯是，自己當過紅軍，關鍵時候得帶頭，把群眾往好道上引。

一個插曲，村里準備開移民動員會，馬喊水的二兒子得寶帶著水旺、尕娃、麥苗、水花跑了，然后被追回來。這些年輕人是為了尋活路，代表著新生代。水花是逃婚，原本喜歡得福，父親以一頭驢兩座水窖的代價把她賣了，疼惜父親，又回來嫁給了永富，結果永富為了挖水窖被砸成了殘疾。

水花演得好。一個細節是，逃婚時見到得福眼中的光亮純凈與婚后眼中的成熟堅定有機結合，成就了一種人格力量。她的邏輯是認命又不認命，認命是和有福走不到一起了，逃婚不成，嫁給永富，安心過日子；不認命是，面對生活遭難，特別是男人殘疾，不認輸，要把日子過好，讓自己的女兒曉燕以后過上好日子，開心自由，談談戀愛。自己所愛未成正果，但求兒女不會因貧重蹈覆轍。有了這種信念，她一個弱女子拉著車，七天七夜從涌泉村走到了閩寧村移民安置點，為馬有福解了圍。

加上水花一戶成了六十戶，就可以安電了。為了安電，馬得福幾經挫折，用他的話說，沒有一天不難的。黃軒演的有福沒有一點小鮮肉的影子，不只臉上有那種高原紅，還有西海固人骨子里的那種執拗。

那種執拗你可以理解為認直理。得福的邏輯是，移民是好事，群眾今后能過上好日子，為了這個目的他可以付出。在目標達成之前，他得面對當下的一個個實際問題。

首先得讓群眾掙上錢，日子比移民前好過，有奔頭。移民前，涌泉村享受國家的扶貧政策，扶貧的珍珠雞都被吃了，村民們習慣吃救濟糧。為了解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問題，從福建來的凌教授教給大家種蘑菇，結果村民擔心兩三千塊錢的前期投資打水漂不為所動，得寶帶頭，種出了菇，掙了錢，村民心頭活了，連一直唱反調的李大有也建了菇棚，種起了菇。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扶貧就不會這么難了。問題接踵而來。整部劇有點堅持問題導向的意思。問題即矛盾。與《裝臺》中的淺層矛盾以及為了矛盾而矛盾不同，《山》劇中的矛盾非常實際。副縣長為了政績搞宣傳，準備在村里開推廣會，他明明知道由于菇棚大量上馬菇價下滑造成滯銷的問題，仍堅持開現場會，結果現場會失控，馬得福沒按稿念，實情以秉，村民把賣不出去的已經壞掉的菇拉到現場，楊書記對這種形式主義作風給予了批評，并承諾解決問題。

幫助解決問題的還有凌教授一幫人，分成幾個小組到處跑市場。凌教授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厭虛務實，做學問搞科研實事求是，面對菇農的難題不惜自己掏錢補差價，還和壓價的菇販子打了一架，體現了一份真擔當。在他的身上，有鐘南山、袁隆平等國家棟梁的堅守。

體現這種堅守的還有白校長。作為南方人，終其一生扎在北方，教娃娃們讀書。面對短視的村民讓娃兒們輟學打工，他不惜攔車，與家長爭吵，那份無奈與悲痛令人動容。在他眼里，娃兒不讀書就毀了，不讀書人便少了靈魂，或者是少了一種滋養守護靈魂的土壤。對于這種靈魂，這種光，我們在孩子們合唱花兒時的眼神中清晰得見。

人是需要靈魂的，錢代替不了。在麥苗看來，這種所謂靈魂最簡單的體現是要面子，得讓人看得起。她和一眾姐妹們初到福建電子廠，由于適應慢，效率低，感受到了來自車間主任的壓力。這個時候她提出要給海西女子掙臉，在她的帶領下，終于通過考核。廠里著火，她不顧安危去搶救物資，事后讓她談想法，她第一反應是因為之前被人看不起，想爭口氣。由此看來，生于斯長于斯的海西之瘠苦，無形之中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烙印，那些山地，那些花兒，成了一種靈魂供養，成為一種得以堅守的東西。

走出寧夏的山，來到福建的海，麥苗們實現了一種人生跨越。離開了福建的海，回到寧夏的山，麥苗們實現了一種人生回歸。這種時候可以說，人間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