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在《孫子兵法》中多次闡述到：戰爭是國家的大事，是軍民生化安危的主宰，是國家生死存亡之大事，需要做耐心深刻而細致的研究和思考。

在《孫子兵法．始計篇》中他詳盡的闡述了戰前的“五事”、“七計”。“五事”一是政治，二是天時，三是地理，四是將領，五是法制。所謂政治，就是要讓民眾認同、擁護君王的意愿，讓全體人民能夠做到死為君王而死，生為君王天賜　生，眾志成城，齊心合力，勇往直前。天時就是指晝夜晴雨、寒冷署熱，四是氣候季節的變化。地理就指征戰路途的遠近、地勢的險峻和平坦，作戰區域的寬廣和狹窄、地形對進攻和防守的利弊。將領就是指指揮戰爭的將帥要足智多謀、賞為分明、紀律嚴明，體恤部下、勇敢堅毅、睿智果斷，樹立威嚴。法制就是軍隊體制的建設、各級將吏的管理、軍需物資的運轉掌握。作為指揮戰爭的主帥，這有充分掌握運用這些情況，才能做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七計。既能打，確裝作不能打。要打，卻裝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處進攻，確裝作要打遠處，即將進攻遠處，即裝作要攻近處；敵人貧利，就用利引誘他，敵人混亂就乘機攻取他；敵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備他，敵人兵勢強盛，就暫時避其鋒芒；敵人易暴思，就折損他的銳氣，敵人卑怯，就設法使之驕橫；敵人休整得好，就設法使之疲勞；敵人內部團結，就設法離間他，要在敵人沒有防備處發起進攻，在敵人充料不到時采取行動，這些都是軍事指揮的奧妙，是無法事先規定的，需要戰爭指揮的主帥綜合戰爭的各種因素，靈活運用，才能牢牢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從而贏得戰爭的勝利。

從上述措施來看，孫子一方面指出，戰爭的勝負受客觀條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因此，在戰爭中必須尊重客觀規律，做到“先為不可勝”，因為“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這里，孫子指出，戰勝敵人的關鍵之處在于客觀條件，在于敵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作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戰機；另一方面，孫子又指出：在戰爭中如果能夠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做到了“敵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觀條件也是可以改變的。“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運之”、“我欲敵，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因此，“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斗”。這里，孫子又論述了在戰爭中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指出人們如果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能成功的發揮其主觀能動作用，那么，客觀條件也是可以改變的，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轉化為有利條件。

著名的戰列入春秋時期越滅吳之戰。在公元前506年至公元前473年的三十多年發生過多次戰爭。在公元前494年的一次戰爭中，越國在會稽受挫，力量大大削弱，幾乎遭受了滅國之災。越王勾踐在受挫后，一面卑身事吳，一面反省思過，制定了休養生息、撫慰人民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民眾的支持。勾踐經過“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后復仇滅吳。越滅吳之戰是我國古代史上弱國打敗強國的一個范例，從許多方面印證了《孫子兵法.始計篇》中的樸素辨證法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越國作為一個弱小的國家，能戰勝實力強大的吳國，首先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越國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改革政治，爭取了民眾的支持。勾踐在會稽戰敗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去民之作惡”，“補民之不足”勾踐以復仇雪恥為號召，激發民從積極參與滅吳戰爭，這正順應了越國人民的支持。其次，在戰略上，面對強敵，越國能夠避其鋒芒，制定以退為進、休養生息的政策，以保存自己的實力，增強國力，為最終戰勝強敵做好充實的準備；同時，針對吳國君臣的弱點，采取“利而誘之”、“強而避之”、“親而離之”等策略，使吳王夫差妄自尊大，放松警惕、窮兵黷武，削弱了自己的實力。最后，越國在襲擊吳國條件成熟時，采取了乘虛搗襲的作戰方針，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給吳軍以致命的打擊，最終戰勝了吳軍，取得了滅吳之戰的勝利。

總之，孫子總結出了戰爭勝敗之間諸因素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因而，《孫子兵法》全書處處閃耀著博大精深的哲學的智慧，備受歷代兵家推崇，從而光照千秋萬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