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公元8世紀尤其鼎盛，李白與小他十一歲的杜甫并稱“李杜”，是浩瀚星河中最燦爛的兩顆星。杜甫和其它讀書人一樣，喜歡謳歌自己祖先的功德。杜家世代有人讀書做官，謹守儒家信條。杜甫在詩歌中多次炫耀自己的兩位先祖——杜預和杜審言。杜預是杜甫十三世祖先，西晉名臣，在政治、經濟、軍事、律令、歷法、算術等方面都有涉獵，人稱“杜武庫”。他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傳是現存最早、最具權威的注本。杜審言是他祖父，高宗時期進士，年輕時和李嶠、崔融、蘇味道齊名，合稱“文章四友”。杜甫愛憎分明，嫉惡如仇，自稱“嫉惡懷剛腸，窮年憂元年。”童年時的他多寄居在二姑家，有一次和表兄弟同時染上時疫，女巫說把孩子放在房子的東南角就太平了。二姑把自己的孩子從東南角移出來，把杜甫放進去。杜甫得以幸存，表兄弟則死了。姑母舍子保侄的美德深深影響了他，也造成他敏感又富有同情心的心理。杜甫以祖父杜審言為楷模，繼承了五言古詩的創作傳統并發揚光大，以聯章律詩和五言排律創作了大量作品。

杜甫有過意氣風發的青少年，飽游名山大川六年之久。游學即求學，于山野沼澤讀無字之書。成年后到處投詩求薦。旅食京華的艱辛，仕途上的失意，又無經濟來源，倫落到與貧民為伍去排隊買減價官米的地步，過著“朝扣富兒名，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悲苦生活。唐玄宗窮兵黷武，民不聊生，繁榮的背后孿生著帝國的內部矛盾。此時候的詩人群體，陶醉在盛唐的浪漫中，或游山玩水縱酒高歌，或描寫邊塞從軍的豪邁，卻極少有人意識到國家潛藏的危機，只有杜甫從中游離出來，并在《飲中八仙歌》中有所表現。一言概之，《飲中八仙》就是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兵車行》和《麗人行》是杜甫詩歌創作中的里程碑，前者對血流成河的窮兵黷武進行了嚴歷抨擊，對拋尸絕域的冤魂表達了深切同情。后者借用楊花落覆來諷刺楊氏兄妹亂倫和“一行得道，雞犬升天”的丑行。

“詩窮而后工”。杜甫在詩中抒懷自己的憤懣，并由已及人的憂及家國天下。《九日寄岑參》和《秋雨嘆》，對災區人民表示了深切同情。五古名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以自嘲的口吻“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己雖然一事無成，可關心百姓疾苦的癡心不改。“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對唐玄宗和楊貴妃奢侈無度的鞭笞和控訴。清代文學批評家王嗣奭評價此詩是“詩史”，是杜甫詩歌中的一個創新，從此詩人朝著以現實為素材的座標邁進。

《北征》是杜甫繼《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后又一鴻制巨篇，長達一百四十句七百字，分五段描寫安史之亂后上到朝庭下到百姓的世態百相。突破了中國古典詩歌以寫景和抒情為主的瓶頸，熔敘事、描寫、抒情、議論多多種表達方法于一爐，開創了以文為詩的先聲。

“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公元757年，史思明奉表投降，詩人趁興揮毫了這首《洗兵馬》，全詩四十八句，每十二句一轉韻，一氣呵成，鏗鏘恢宏。因其豐富的內涵和高度的藝術技巧，被王安石選為四家壓軸之作。四家是李白、杜甫、韓愈和歐陽修。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詩人思極兄弟姐妹和家鄉、念及自己處境的聲淚俱下。天寒地凍的，詩人只有靠拾橡栗、挖黃獨的塊莖來充饑。可太雪封境，厚厚的積雪下能挖多少？《同谷七歌》在謀篇布局上均有創新，被清代的施補華稱為“自有七古以來之極盛”，為七古“正宗”。這個冬天，杜甫一家向成都遷移，成為成都草堂的野老，和農民打成一片，從而有了名篇《春夜喜雨》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在樂府詩上，杜甫打破了傳統的命題方試，走出了文不對題的樊籠。 “不薄今人古人”，“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寬闊的胸懷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決定了他在詩歌國度的高度。“詩成而后工”，顛沛流離的生活，倚壁而吟的饑餓，靠人救濟的無奈讓他走出了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更多的投向民眾的疾苦和國家的危難，是詩人和詩歌的雙重楷模。《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百韻》長達千字，堪比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排律除了開篇四句，其他都須對仗，難度系數更大。千字排律簡直詩歌國度的神話。

“詩窮而后工”和“自古雄才多磨難”一脈相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