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藝術創作方面，宋朝最顯著的成就是詞，這是眾所周知亦無異議的。但是，正由于宋詞的成就太眾所周知了，時間久了，說得久了，也就再無新意，就想關注一下別的。在“唐宋八大家”中，被叫得很響的散文，也有如雷貫耳的知名度。那么，宋朝的詩歌情況又怎么樣呢？

 　　《宋詩選》是可以作為素材典型和參照范本的。

 　　程千帆、繆琨主編，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這個出版年代首先讓人值得玩味。此書的選編，不知道是代表著舊時代的學術思想和意識形態還是代表著新時代的學術思想和意識形態，但它的成書目的卻是很清楚的。編者在“引言”中這樣說道：“宋詩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像《全唐詩》那樣的總集……在選的時候，我們注意到了主要的作家和重大的主題，也同時注意到了另外一些優秀作品。我們希望這本小書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時候，大致能夠體現出宋詩的重點和它的全貌。”很明顯，編者是站在純粹學術意義的立場上的，也是抱持著鮮明的學術目的來編纂選本的，并沒有明顯地偏向于某一種意識形態或某一些強硬說教，這在當時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管中窺豹，可略見當時學術氣氛的相對寬松自由和基本開明公正之一斑。“引言”的中間部分是編者對選本本身所選作家、作品的全面紹介和說明。“引言”的開頭是這樣說的：“在祖國詩歌史上，宋代的七言詩是繼承了它以前的優秀遺產，特別是唐詩的遺產，而加以創造性的發展的。就文學樣式說，人們往往以“唐詩、宋詞”并稱；但這絕不意味著宋詩是可以忽視的。事實上，宋詩無論在質量上或數量上的成就，較之宋詞，即使沒有‘過之’，也絕無‘不及’。過去的批評家們都認為：八代、唐、宋是五七言詩的三個主要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的作家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了不同的、獨立的創作特色。這一論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在學習古典詩歌時，對于這一部分作品，我們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一個略知那個時代的讀者來說，這樣的思想方法和思想過程讓人感到很欣慰，起碼，這樣的說法沒有歪曲事實，更沒有歪曲歷史，特別是沒有歪曲文學史，直至今天，這種公正的、負責任的措辭依然是令人大受鼓舞也讓人尊敬的。

 　　道理很簡單，古籍選本往往帶著選編者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或者學術傾向的烙印的。然而，這樣的推論里面不免又有悖論的產生：秉持著現代或者當代學術趣味和意識規范的人為古代人的作品選編詩文集，明顯帶著“新瓶舊酒”的嫌疑和“鄭人買履”的滑稽，往往具有“請古人出來幫腔”的味道，也有“唯古語是聽”的無奈——這都是臆想，所幸該書編者的“引言”已經聲明要旨和大義，欲得其中真味，非閱讀全書則不可盡知其詳情也。

 　　讀完之后，一種感覺漸漸清晰，那就是，整個宋朝或者宋朝的士人們都是極善于說理的，也才恍然大悟，一直為人們所稱道和尊奉的蘇軾的《題西林壁》的確應該算作這一方面的楷模。一個長于說理的文學思潮自然而然地讓人想到宋朝的周敦頤、“朱熹”和“二程”。周敦頤是宋朝理學的始創者，“二程”是宋朝理學的“開源”宗師，“朱熹”為“引流”大師，經過他們的前呼后應和一唱一和，整個宋朝的學術文化天空就布滿了理學的煙云。受此大氣候和大環境的影響，整個宋代文人士子們的創作就表現出強烈的理學精神，也形成了濃厚的說理風氣。

 　　哲學是眾學之靈魂，宋代的理學直接歸屬其中，宋代的理學是中國式的政治哲學，也是中國式的精神哲學，它的人類學根基是古老而漫長的農耕文明時代的農耕民族，它的思想基礎是農耕民族的農本思想（而非商業思想或者宗教思想），它的心理學基礎是“天人合一”、它的倫理道德基礎是“君權神授”、它的生命觀依據是“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方面，宋代理學的文化價值觀直接建立在儒學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它又有意忽略以道家思想為基礎的人的生命價值觀。宋朝理學是對處于主導地位的儒學的內容注解和思想擴展，并且一度成為整個宋朝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構件。那么，在這種氛圍中運用而生、而發展的文學體裁——詩歌，自然要因襲理學的衣缽，文人的詩文創作當然要循規蹈矩如法炮制。

 　　當然，事情總不是絕對的，“大趨勢”，“主流”，“大氣候”占據主導地位，卻不能完全排拒“主旋律”之外的“插曲”，亦不乏與“和諧音程”并行的“不和諧音程”。比如宋初的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詩作就很少有空乏干澀的說理，而多有唐代杜甫那種浩然的批判現實主義詩風。宋室南渡之際也有李清照那樣典型的婉約主義（后期又有了明顯的頹廢主義），只可惜，雖然也尊稱李易安為詩人，但她的實際作為和主要文學成就在詞作方面，因而，也只能（最好）將其放置在“詞”和“詞人”的范疇中去討論。

 　　就藝術本質屬性來說，韓愈的“文以明道”也罷，宋周敦頤的“文以載道”也罷，以及白居易堅持的“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也罷，總在強調文學作品的功用性和目的性，這原本是沒有錯的。但是，由于以上說法強調“道”的重要性以及不可動搖性，就使得文學藝術及其作品成了“道”的附庸、奴仆，或者文人實際上就成了這些“衛道者”，這個問題一直都是需要重新商榷的，原因在于“道”的含義的不確切性和片面性特征，從文學藝術的本質上說，“文學是人學”的觀點頗合眾意，但要區分清楚的是，文學不是“女傭”學，也不是“男仆”學，雖然女傭和男仆都是人。

 　　藝術的目的性這一點是首先需要肯定的，但不甚明確的是“道”這個目的概念的具體內涵和外延，這似乎是又一個浩如煙海的話題。如果姑且承認藝術目的的客觀性與合理性，那么，它一定同時具有時代性、階級性、對象性、主體性等特征，沒有絕對，也沒有永恒，它也同時具備時空特征。比如同為唐朝詩人，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具體目的又在哪里呢？概括起來說其中仍然有“道”，但又不是“文以明道”和“文以載道”中的“道”，而僅僅指的是客觀的自然存在景物和人的即時心境，是高度的主客合一，物我相容，也就是人的基本天性——閑適、空靈、愉悅自在的生命感覺。具體說來，王維詩中的“道”是自然之道和人性之道，詩句一方面表現的是形式美學意義上的自然景色，另一方面表現的是觀念意識意義上的情感愉悅，是物質性的肉體舒適和精神型的疏放酣暢，是人的生命的歡愉感受在自然物象中找到的恰切的對應，是禪境的空靈和道家的超脫。在王維那里，如果詩、文有“道”可“載”或者有“道”可“明”，那么，他的“道”的內容本身已經回歸到了自然對象和人性對象之中。

 　　再說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載”之“道”是顯而易見的，詩作的整體情緒和精神動向皆在呼喚社會公平，在呼喚人性道德，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目的或功用在于揭露社會不公平現象以及人性的丑惡，反之則是謳歌善美人性和社會道義以及社會公平與和諧。

 　　回到宋朝。以蘇軾的《題西林壁》為例的說理詩歌無疑會讓人感受到清晰的條理性和嚴密的邏輯性，這些特性讓人內心明智的同時也讓人享受到人類智慧、人類理性、人的認知能力所帶來的愉悅感覺，但是文藝美學的范疇并不局限在“愉悅”一方面，除此之外還有“愛”、“感動”、“認同”等。“愛”的心理特征是很復雜的，但其基本特征是“認同”、“欣賞”與“接納”以及“被接納”，“愛”的行為的目的是“奉獻”、“犧牲”、“同化”，從而達到最高程度的相融境界，也就是“被接納”，“愛”的整個心理過程很悲壯，因而，“愛”的真正動機和真正目的是具有悲劇色彩的，由“愛”而“美”的過程是一個凄美的過程。“感動”的結果很可能是使得受感動一方獲得力量或者產生力量感覺，也可能是一種價值的認同，是道德的肯定（實際上已經上升到了邏輯意義上的判斷）。“認同”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活動結果也有可能是產生“歸屬感”和“安全感”以及價值的同化和相容。總之，同時具備邏輯的、倫理的、心理的、社會的、道德的等等。

 　　宋詩里面也有批判現實主義的東西，比如范仲淹的《江上漁者》，梅堯臣的《田家語》，他們顯然繼承了前朝杜甫的激憤不公時世的民主精神和道義精神，其中包含著厚重的精神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的成分。若如考慮到《宋詩選》編者所處的具體時代，當然完全可以附會當時社會大力宣示的“反封建”、“反剝削”、“反壓迫”的精神需要而歷數封建主義社會制度的種種罪惡。但是，編者并沒有將這一意識形態夸大和絕對化，他只是出于對整個宋朝不同時期較有代表性的詩人及其詩作進行相對客觀和基本合理的遴選和羅列，并以較為公正的“文化”面目面對世人，這一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宋詩選》本身所列舉詩人與作品的豐富性和全面性便是很好的證明。

 　　除了一定數量的批判現實主義的詩歌作品外，數量較為龐大的就是所謂的“說理詩歌”。如前所述，這是整個宋朝社會意識所決定的。如同唐朝文人心懷建功立業、一展鴻圖、張揚個性人生的遠大理想、追求人生價值的做法一樣，拘謹內斂、相對保守的宋朝已經喪失了大唐風范而趨向于純粹精神性的文化創造活動，最明顯、最重要的當然是理學的誕生和發展，在此情況下，出現大量說理性的詩作也就不是怪事。

 　　不過，宋詩，或者《宋詩選》中表現出來的缺陷仍然是很明顯的，雖然這些所謂的“缺陷”的說法也無可避免地帶著當代人的文化價值觀和道德價值觀的——宋代詩歌顯然丟失了大唐氣韻中深入人性關注人的本體狀態、關照人的生命意義、注重人的情感愉悅、以及從宇宙論的角度審視人的生命的科學精神（而很少有宿命觀方面的東西）的做法。我們在唐詩中隨處可見詩人們如何細致入微地表達人的內心情感的詩作，也能明顯地看到極其濃厚的人的生命本體意識，宋詩中卻很少，在這一點上，唐詩明顯繼承了中國文學史上“建安文學”的人文主義精神，更有“六朝”時期高度關懷人自身的命運，尋求生命本體價值和意義哲性思考的風范，也不乏具有禪境韻致的情趣小品和具有詼諧意味的愉悅篇什。如果說唐詩把詩歌的創作的主要方向對準了人自身，那么，宋詩多把創作方向對準了觀念意義的社會現狀和社會意識形態。唐朝詩人中，如岑參的《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李白的《行路難》、《將進酒》，《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張繼的《楓橋夜泊》，杜牧的《山行》，以及王維的《渭城曲》，李商隱的《錦瑟》，王昌齡的《閨怨》等等，簡直不勝枚舉，這些詩篇無不閃現著明亮的人性光芒，讀來無不讓人感到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真切生動和可歌可泣，帶給人心靈上的愉悅感覺和幸福感受是那么的深刻而久遠。試比較北宋秦觀的“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和唐代王昌齡的“忽見陌頭楊柳色，悔叫夫婿覓封侯”，表面上看，這些詩句都在表達人物的內心感受，但秦詩意象含糊，“夢”和“怨”在讀者心目中仍然是無法通透起來的含糊意象，詩人描寫的重點似乎也不是“夢”和“怨”，“夢”和“怨”僅僅是依托或媒介，詩人真正的意圖是要表達這些的，但實際功效適得其反，因其仍然屬于未知或不可知的意象，讀者的注意力大多停留在“無邊絲雨”和“自在飛花”上。王昌齡的詩就有所不同，詩中人物的心理活動十分具體而形象，“陌頭楊柳色”這一生動春景是人物的心理發生復雜活動的環境基礎和具體的心理誘因，“悔叫夫婿覓封侯”是詩中人物思念情感的間接表露，卻已經躍然紙上、入木三分：人生的基本幸福感覺和恒常生活狀態遠勝于建功封侯而使親人遠隔千里，讀者的賞讀沒有“死角”和“盲區”，讀者心理產生的審美愉悅是豐滿而充盈的，是能夠直接呼喚起讀者心靈共鳴的，讓人的生命意識和愛的情緒站立到生活的前臺，直截了當，驚心動魄，但又不失含蓄氣度和雅致的文采。

 　　再比較張繼的“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和宋朝詩人陳與義的“一時花帶淚，萬里客憑欄”，這兩人詩作的基本區別是顯而易見的，《楓橋夜泊》讓漂泊在外的人瞬間的隔離感覺、思親苦痛和流浪狀態的無依無靠感受因為真切生動而凸顯在詩人眼前，自己超近距離地審視自己的生命和靈魂的陌生感覺和驚悚意識讓詩人自己竟然很難接受，詩人對此表達得準確而到位，使這首詩因此成為千古名詩（句）。陳與義的《雨》中的詩句，前句以擬人手法描寫雨后春花，但是，“花帶淚”的人物形象特征極不鮮明，讀者并不明白“花帶淚”究竟代表人物的激動、幸福、快樂還是悲苦、愁怨還是委屈，讀者似乎只能從中得到“春花帶雨”的景色意象，而“萬里客憑欄”更是含糊其辭的鋪排而令人莫衷一是，到底是因為“花帶淚”才“客憑欄”呢，還是因為“客憑欄”才“花帶淚”呢？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十分模糊甚至互不相干。再說，前面兩句之中缺乏嚴密的邏輯關系，特別是“憑欄”的意象顯得極其晦澀，缺乏必要的情感基礎交代和生活依據方面的鋪墊和暗示，初讀，有強烈的滄桑感和焦灼感，但一細品，則覺干澀晦暗，有形無質，有表無里，比起“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的境界相去甚遠。

 　　如再多看幾位宋代詩人的作品，以上現象將更明顯，歐陽修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開頭這樣寫道：“寒鴉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邁。”后面寫到：“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二子雙鳳凰，百鳥之佳瑞。云煙一翱翔，羽翮一摧鎩。安得相從游，終日鳴噦噦。相問苦思之，對酒把新蟹。”詩歌的內容是品評和贊頌人物（蘇舜欽和梅堯臣），當然是屬于說理的。諸如陸游的《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更是如此，至多添加一些感嘆情愫和抒情筆調而已。

 　　宋詩的藝術性遠遜于宋詞，應該是不爭的事實。非但如此，宋詩的藝術價值也遠遠不如“建安”文人們的作品，至于“六朝”時期的詩人們，把珍愛人的生命，關注人生命運，讓人的本體性特征站立到人的整個精神活動的前臺的做法，干澀晦暗地說理的宋詩更是不可望塵。中國古代的詩歌藝術，在唐朝創下了一個歷史的高峰，但也在唐朝走完了它的光輝歷程，粗略算來，詩歌的世界已經沉寂千年。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無論從風格上還是從手法上，無論是從詩歌的社會功用性特征上，還是從詩歌的自身美學規律上，學界，特別是中國的詩人們還有許多的事情要做。至于新時期以來出現的“顧城”和“海子”兩人的詩歌作品，是不是代表了中國詩歌創作的發展方向，這個問題還有待于作進一步探討。我們不簡單粗暴地否定詩歌的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功用性”，但也不過分夸大詩歌的“非功用性”的內在魅力而片面強調詩歌以及詩歌創作過程的主體因素的絕對性。同時，我們承認詩歌的藝術特征、藝術規律、藝術價值和寫作目的本應該是多元的，并且，不同藝術特征之間是相互借鑒、兼收并蓄的，這些特征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的，也應該是平行共存的。批判現實主義要求詩歌創作要針砭時弊；現實主義要求詩歌創作準確地再現社會生活的本來面目和人的精神，更包括密切關注人性和人的生命；浪漫主義要求詩歌創作讓人的審美意趣和生活理想實現升華；現代主義要求詩歌創作讓人從技術密集和高度自動化的工業模式中完成人性回歸，后現代主義要求詩歌創作關注人的生命和生命即時性的快樂、幸福而無需擔當太多，這些都曾經是人的精神歷程，我們在探求下一段路的時候，有必要也有可能對過去已經走過的路、對過去已經有過的心理方式、精神活動和行為目的進行選擇性和改造性并舉的“復興”運動。無論何種做法，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需要在陌生的世界中找尋和創造自己喜愛的生活構建自己感到幸福的人生，實現自己想要的人生價值，在不斷動蕩、頻繁更替的社會變遷中求得人生應當具有的快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