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齊宣王畢竟還算個有想法的領導人。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僅有想法，而且還有行動，盡管要以這種行動去實現他的理想有些不切實際，用孟子的話說就叫“緣木求魚”。而且問題還在于，“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后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必有災。”

 　　那么，齊宣王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呢？“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是要喝國酒吃大餐享用野生動物嗎？是要穿名牌挎名包戴名表嗎？是要左擁右抱享受齊人之福嗎？是要聽聽流行音樂看看A片嗎？是要手握重權對人頤使氣指嗎……這可是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追求目標，其實齊宣王也不例外。比如“獨少一愛”的典故，說的就是他的大臣淳于髡諷刺他也和其他領導人一樣愛名馬、愛美味、愛美色，卻不像那些古代名君一樣愛賢才。此外，在宣王身上，還有一個著名的“有事鐘無艷，無事夏迎春”的典故。由此可見，在生活腐化的問題上，宣王并不比別人強多少。可是這些卻完全處于臣民們的可理解甚至可容忍的范圍之內，只要他在腐化之余還能做那么一些利國利國的正經事兒。

 　　宣王是真的想干些正經事兒的，而且這想法還不是一般的茍且偷安；在他心里，還有一個更偉大的理想，那便是征服強大的競爭對手，讓齊國這頭睡獅迅速雄起，屹立于世界東方，完成齊國的“偉大復興”。其實孟子很容易就猜到了他的想法，一個不把享受太當回事兒的領導，又怎么可能沒有那么點兒雄心壯志呢？而齊宣王開篇問孟子的“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一見面就問題曾經稱霸諸侯的齊桓公、晉文公的故事，便可見他的偉大抱負了。果然，一番驗證之后，孟子便直接點破了他的愿望：“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

 　　然而孟子卻認為這一愿望是很難實現的，原因很簡單：“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有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你的國家是否行了“仁政”？如果施行了仁政，那么自然“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果將是十分嚴重的。

 　　還別說，這個齊宣王還真夠虛心的，一點兒也不為孟子那一套不太中聽的話而生氣，反倒來了一句：“吾惛，不能進于是矣。愿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居然承認自己有點昏憒，居然還想叫孟子再提點具體意見，他好摸著石頭過河，先試試看。

 　　于是，孟子就給他指出了所謂“仁政”的兩點表現：第一便是要關注民生問題，“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簡而言之，就是要做到“不折騰”，讓老百姓可以安安心心地自由生產。第二便是要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做好教育及相關工作，“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正所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只有這樣，才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孟子的話說就是“然而不王者，未曾有也。”

 　　那么宣王聽孟子的話了嗎？似乎聽了，卻沒有完全聽。他自認為“寡人憂國憂民，因愿得士以治之。”（《戰國策·齊策》）所以不惜耗費巨資招致天下各派文人學士來到齊國，建了一個深為后人所稱道的“稷下學宮”，“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記·田敬仲世家》）由此看來，他雖然招來了一些高端人才，使齊國成為文化學術中心，卻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諸如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諸多民生問題，也就是沒有真正施行所謂的“仁政”，所以終齊宣王之世，也沒有實現“王者”的愿望。

 　　遙想宣王當年，曾經那么慷慨激昂、那么信誓旦旦地說出“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的時候，那種豪情、那種志愿，是多么令人贊嘆、多么令人神往、多么令人激憤！然而事實上，他能夠做到的卻僅僅是“大哉言矣”，老子說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