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
這不是我的話，這是一位被采訪者的話，也是一本書的書名。
這個受訪者是一個年輕的妻子，她以她的經歷把愛情與死亡這個根本不搭邊的詞語連接了起來。在她的世界里，愛情與死亡是同時發生的。
因為，她是切爾諾貝利人，切爾諾貝利人因為某次事件而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族群。這本叫做《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的書是一本專門記錄切爾諾貝利核爆炸事件的，書的副標題是《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書的內容就是作者采訪的實錄，采訪的對象全部與切爾諾貝利相關。
這是一個多角度敘述事件的書。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共同搭建了一個完整切爾諾貝利，最大限度地記錄了切爾諾貝利之殤。
幾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們很多人已經沒有什么印象了，即便從媒體上獲悉的也只是輕微的局部，還是標語式的描述，只是蜻蜓點水般的引以為戒，時間一長，它會輕輕地走進歷史，在歷史書上某一頁的邊角處一帶而過——也有可能被徹底涂抹。
可是，對于那些當事人來說，他們的全部都因此而改變。他們的丈夫死了，他們的士兵死了，他們的女兒從此再也不能生育，他們的小孩一出世就是畸形，還沒長大就得面對死亡，他們被迫全家搬離，他們完全靠伏特加度日，他們走到任何地方都被排擠，他們卻又無家可歸。
切爾諾貝利毀滅了他們的一切，而且，那個反應中心即便到現在依然像個巨大的陰霾籠罩在所有人的心頭，揮之不去，人們無法安寧。
人們曾經那樣虔誠地膜拜過科學技術，面對物理、化學等等制造出來奇跡驚嘆不已，猶如一個懵懂的男孩不經意之間闖到一個童話世界，瞬間暈眩，開始做了一個色彩斑斕的美夢，那個美夢就是——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們忽略了事物從來都是兩面的，我們在慶賀原子彈威力的同時忽略了廣島長崎數以萬計的平民以及焦土，我們在驚嘆一個小小的原子居然能創造出巨大能源的時候，我們忘記了切爾諾貝利給世界帶來的切膚之痛。
愛因斯坦說過，如果知道原子彈是這樣使用的，他不如去當個鞋匠。
依然有爆炸聲在耳邊回旋，依然有人在離去，那么依然應該重提一下一九八六年的那次爆炸。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位于蘇聯境內最接近白俄羅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廠存放燃料的四號反應爐發生一連串的爆炸，這次爆炸一共釋放了五千萬居里的放射核素到大氣中（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四百倍），其中百分之七十降落在白俄羅斯，使得該國百分之二十三的領土受到污染。白俄羅斯森林遍布，但是百分之二十六的林地以及相當多的河流受到輻射污染，永久存在的低劑量輻射導致罹患癌癥、智力不足、神經系統疾病和遺傳突變的人口逐年增加。
換一個說法。白俄羅斯一千萬人口，是個小國。二戰納粹摧毀了該國六百一十九個村莊，每四個白俄羅斯人就有一個死亡。而核爆炸則讓該國失去了四百八十五個村莊和居住地，其中七十座村莊永遠埋在了地下，而現存的人口中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住在核輻射地區，總數是二百一十萬，其中七十萬是兒童。直到今天，在受害最深的地區，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百分之二十，輻射是白俄羅斯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們從單純的數字上看不到這些，我們只知道當時死了三十一人，主要是消防員和清理人。我們卻不知道，這個事件一直在持續，波及的人數以十萬百萬計，波及的國家也有相當一批，那是一個世界性的災難。
作家還是更習慣于從具體的人開始敘述，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復述一下那個年輕的妻子的故事。她的丈夫是個消防員，他們很相愛，準備生個孩子，名字都想好了。然而這次爆炸改變了一切，他被送進了醫院，這個執拗的妻子死纏爛打陪著他的丈夫直到離開，她親眼看見了自己的丈夫每動一下就會流血，她整理一下床單都能把他弄破。她必須得把指甲剪到自己快要出血的時候才不至于劃破他，然后是不能說話，然后是變形，他的肝和肝的碎片從嘴里跑出來，然后是死亡，然后是尸體被秘密處理。
她當然愛她的丈夫，要不然，她不會冒著輻射的危險陪著他。但是醫生告訴她，那已經不是一個人了，而是一個反應堆，她都不管。在丈夫死掉之后，她生下了孩子，是個女孩，不過也死了，這個來到世界上僅僅一天的天使吸走了母親的全部輻射，和她爸爸同樣被秘密深埋。
年輕的妻子再婚之后，生了個男孩，居然完好無缺，她每天都擔心，有時會把孩子的胳膊都抓破，生怕孩子丟了，然而，那個男孩也生病了，一半的時間在醫院。
是的，對于她而言，能談論什么，愛情？親情？還是死亡？他們不是一個概念嗎？
她只是眾多切爾諾貝利遺孀中的一員。
當時死亡最多的人是消防員，因為消防員必須要到現場清理，而正常一個士兵所能承受的是五十倫琴的極限，但是現場都是高達一千多的，所以，每個人操作的時間極短，待遇也特高，不過這都抵不了死亡的速成。
嚴重的當時就能死亡，而也有些在隨后的日子里死去，唯一的區別是后期死亡的可以將后事安排的從容一些，承受的壓力要大一些。
比如，一個消防員看到孩子出世之后理應感到欣慰一些，但是，當別人不再稱呼孩子的姓名僅僅稱呼他為“原子人”的時候，他臨終的眼眶里必然是淚水。
他們被稱為英雄，可英雄總是被區別出去，本質上是遭受歧視。這些英雄在完成任務之后除了對死亡的恐懼之外其實也被劃為了異類。一個女孩對消防員說，我不和你交往，是因為你是切爾諾貝利人，我不能和你生孩子。
生下來的更恐怖，一個小女孩生下來就是一個口袋，只有兩只眼睛是全身唯獨的兩個孔，所有的排泄系統都得人造。她居然堅強地活著，只不過是在醫院。她偶爾回家的時候，問她媽媽：我們什么時候回醫院？
她能活下來真不知是幸運還是悲慘的開始，因為她會長大，會懂事，會憤怒于自己和別人的不同，會反復地詰問這個世界以及那個魔鬼般的反應堆。
那里的孩子懂事的格外早，還在上學的女孩就開始問她的母親：自己以后不能生小孩了怎么辦？而更加小的小孩子伏在父親身邊問人為什么要死啊？他說他不想死。
想法替代不了事實，一個從輻射區撤離的家庭無論如何都希望帶走自家的大門，因為那道門上鐫刻著全家人各自的年齡，是家里的圖騰。然而，后來，這張大門上齊刷刷地躺了七個孩子，頭發全部剃完，他們全部身患癌癥，然后死亡。
一個女孩說自己做夢都想嫁給外國人，因為那樣可以生出健康的小孩。
另一個數據是一九九三年，白俄羅斯的墮胎有二十萬例，要知道那個國家很小的。
這些都是后遺癥，而且這些后遺癥不知道何時才能終止。
不是每個人都想當英雄，可是必須有人當英雄。說白了，即便是槍口，必須得有人去堵。無論是自愿與否，只要堵了，就是英雄。因為參與工作的，無論是現場的清理還是后期對于村莊的遷移，對物品的深埋，在隔離區的站崗等等都是在和輻射作斗爭，都是在和死亡博弈。后期的任務都是交給軍隊執行的，那些士兵剛剛從阿富汗撤回來，正在期待新生活的時候，卻遇到了輻射。他們說：從阿富汗回來意味著活命，從切爾諾貝利回來意味著等待死亡，剛好相反。或許，這是他們真實的想法。
不要拿動機說事。一個士兵說，軍官講了你要么去現場，要么交黨證，所以最好能先弄張黨政，他沒什么錯。
也有為錢的，一個駕駛員說，哪有這樣的好事呢？這是平時運費的三倍多哎——金錢的魔力永遠都在。我們也要尊重他的選擇。
當然，也有覺悟高的，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直升機飛行員就在反應堆的上面完全是肉眼投擲，不可能逃避的，還有到反應堆中心堵住水源的，他們本身都變成了巨大的反應堆了，但是，他們說，這事總得有人干。
福島核泄漏的時候，有些科學家是寧愿赴死的，因為他們覺得用自己的生命換取更多人的平安是值得的。
他們有的是志愿者，他們義無反顧，他們幾乎就是普羅米修斯。
他們為信仰，為大義甘愿獻出生命，可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蘇聯的某個高官說，我們以每天犧牲兩到三條生命的代價迅速地控制住了局勢，很理性，生命有時只是一個數字。
這句話完整的說法是別人的生命只是個數字，因為科學家一眼就能看出這些官員全部做了預防，他們的孩子在勞動節游行的時候那么大的晴天都還穿著雨衣戴著口罩，而且，他們的食物牛羊之類全部做了標記。
一個第一書記說，這是來自莫斯科的要求，誰都不能給偉大的蘇聯抹黑！你們到底愛不愛國？這個書記很愛國，也很忠于上方，他的女兒沒有撤離，怕起了不好的示范作用，怕引起恐慌，結果外孫女胎死腹中。他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他說他不是罪人，他只是時代的產物。
他當然不是罪人，不過，他確實是時代的產物。
政治家把什么都當做政治，科學家以為科學就是科學，科學家大聲疾呼的時候，政治家將他撤職，甚至逮捕。政治家發放的輻射計量器最大值很小，一般人無法得知自己的輻射量，政治家告訴人們這是國外的預謀，是對蘇聯的挑釁，蘇聯人民戰無不勝，很輕松地就能將問題解決，比如喝點伏特加就可以防止輻射，服用一點碘也可以，至于清理維修等等工作多發點獎金和勛章食物就差不多了，然后勝利地舉行五一勞動節大游行！
蘇聯政府當時給出的數字與后來逐漸得到的數據相差甚大。
切爾諾貝利事件間接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我也不關心政治，但我想提醒這樣的事情并沒有告別人類。似乎永遠相伴相隨，就像貓捉老鼠，沒有終點的。
2013年的日本福島再次發生了核泄漏事故離我們很近很近的，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上都是如此。
核能算是高級的，區區的一堆化學品讓我們犧牲太多，太大了……
我們得感謝SA阿里克謝耶維奇，這個偉大的女人為了取得真相冒著核輻射的危險，花了幾年時間采訪了數百人，成就了這本心血之作。她不僅僅讓我們知道了災難的血肉紛飛，還讓我們知道了災難背后人性的光怪陸離。
2011年，她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我倒是覺得，提名為和平獎更合適，可是不見得每個人都希望和平，尤其是胳膊很粗的政客們。
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作家我們習慣性地稱為“民族的良心”。可是我們身邊很少，即便有一些紀實性的東西，比如梁鴻，比如馬宏兵，可他們都習慣于在小人物小事件周邊繞圈子，不愿意或者不能夠觸碰一些重大的事件。不僅僅是知道個真相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引以為戒。
（此文入選747期中財論壇計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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