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個角度來說，蘇軾是典型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人物。他具有道家的超脫，所以在面對任何困難挫折的時候，都能夠豁達達觀；他具有佛家的隨緣，所以不論被貶官到什么地方，他都能夠坦然面對，化逆境為戰場，實踐自己的人生觀；他更是積極進取的儒者，任何時候都在有所為，都在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是，蘇軾又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道學先生。他不遵守道家的無為，而盡量做到有為。他不遵守佛家的寂滅，他貪，貪吃貪風景貪寫詩詞貪給百姓做實事；他嗔，嗔怪變法者的激進，嗔怪保守黨的頑固；他癡，癡心于把美好行諸筆端，執著于給世界帶來幸福。他也不是死在古人言下的迂腐酸儒，而是有著鮮明愛憎有著自我道德標準有著鮮明個性的自己那一個。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具有一顆愛心，具有著一顆仁心。他把儒家的“仁者愛人”的理念化作了真正的行動。

 少年的蘇軾很狂傲，自認為自己識盡了世上字，讀遍了人間書；在別人的規勸之下，發現了自己的幼稚，立刻修正自己，要“發憤識盡天下字，立志讀遍世上書”，過而能改，且更加勤奮上進。中年時期的蘇軾，即使被貶黃州，還是善良地認為，自己被貶官是因為別人要讓自己認識世界，拓展自己狹隘的知識面，比如在黃州就了解了黃州菊花經秋凋零的特點。從善的角度理解一切，應該是蘇軾一生坦蕩胸無渣滓的很重要的原因吧。

蘇軾是很愛自己的家人的，這從他寫給弟弟的那么多的詩里可以知道，這從他給自己的小妹創造的詼諧幽默平等和諧的成長環境里可以知道，這從他為秦觀投石擊破水中天的玩笑中可以知道。蘇軾是很愛自己的朋友的，他和佛印開了一輩子的玩笑，打了一輩子的啞謎，卻從來是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他把陳季常的妻子稱作河東吼獅，可是和陳季常卻永遠是肝膽相照的好友；他可以和聾啞醫生龐安常親密無間，執手同游，不能交談卻心心相通……以仁心待人，自會友誼長青。

但是如果只是這樣，那就不是蘇軾了。蘇軾剛剛考上大學走上仕途，就碰上了一樁怪事，有人假借他的名義運輸絲綢布匹，因為這樣可以免去很多的苛捐雜稅，然而船主卻被官府抓住，蘇軾看他很值得同情，干脆承認了這船東西就是自己的，還為商人開了各種路條。高俅被原來的主人推到了蘇府，蘇軾根據高俅的特點才華，把它推薦給了駙馬都尉，讓他去發揮自己的特長。蘇門四學士沒有一個是繼承發展了蘇軾的豪放派詞風的，但都是詩詞創作的精英……與人為善，己欲立而立人，任它興妖作怪，我自霽月光風，這正是蘇軾吧。

蘇軾初登仕途，作名篇《喜雨亭記》，記的什么？記的是天降喜雨，緩解旱情，百姓臚歡。蘇軾兩任杭州，推廣醫藥，建設醫院，還疏浚湖水，栽荷種藕，最后修筑出一道長長的堤壩，一直佇立到今天，為的是什么？為的是治理根本，徹底解決蘇州水患，讓百姓過上好日子——他難道不知道自己的官職三年一換，三年后一走了之，洪水滔天與我何干？他到了密州，他研究藥方，貼告示公開，以方便缺錢的百姓治病——要出去打獵了，全城的百姓“傾城隨太守”，歡天喜地地去看自己的領導展示武藝——簡直就是孟子筆下的“與民同樂”的現場再現，沒有百姓擁戴，哪來如此場面？

 “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走到哪里，蘇軾就把儒家的思想貫徹到那里，就把自己的博愛之心播撒到哪里。傳播醫藥知識，建設醫院學校是他到任何一處都會堅持做的事情。就連走麥城的時候，蘇軾都是帶著這樣的心態來做事的。比如蘇軾自己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的時候所說的“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儋州”的自己人生的三大流放貶官所在地，自己都屬于沒有自由的戴罪之身，也仍然是竭盡全力來服務于社會大眾，造福于百姓。在黃州，他需要自己種地才能夠養家糊口，但他仍然竭盡所能，傳播先進文化，教育人們擯棄陋俗，制止溺嬰行為；在惠州，他最喜歡的侍妾朝云去世，雖然對他打擊很大，但他依然生活在百姓當中，就連賣酒的“王婆”都成為他的好友，可見百姓對他的愛戴程度；在儋州，他更是傳播文化、開挖水井、建設學校，還把中原的先進技術帶到了那里，難怪就連孩子都會吹著竹葉來迎送他，以他來到自己的家里為榮耀，難怪海南百姓給他獨建一座廟宇來表達對他的紀念。

 走到哪里，就把那里當成自己的故鄉一般來愛惜，走到哪里，都把那里的百姓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來對待，這就是蘇軾。

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就儒家的這一標準來看，蘇軾是什么？

在永無休止的宇宙輪回之中，他不過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蘇軾，混跡于漁夫農夫之中，游走在酸儒詞客之內，浮游在九州四海之間，蕓蕓眾生之一。

蘇軾，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四大家之一，豪放派的鼻祖，詩歌界的泰斗。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和人格方面，他永遠如高懸的日月星斗，微笑著照耀且俯視著蕓蕓眾生。

“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搬過來送給蘇軾，恰當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