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身兼“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他在教學實踐中，采取的是“因材施教”的策略。所以，孔門弟子中的優秀者，都是各有所長，而子貢就是“言語”科的優秀代表。

 　　子貢，本名端木賜，字子貢，衛國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利口巧辯”。有事例表明，其能言善辯的本領決不亞于戰國時期縱橫家的任何一位代表人物。

 　　魯哀公時，田常在齊國做亂，害怕魯國的高、國、鯢、晏四人加以干涉，于是“移其兵欲以伐魯”，其時孔子在衛，聽說這個消息十分著急，匯集弟子們進行商量：“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莫出？”勇武果敢的子路第一個站出來請求出面解決，被孔子制止了。其后子張、子石又相繼請求，也沒有得到孔子的允許。直到“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可以看出，對于魯國的危機，絕不是憑個人的勇敢和武力就能化解的。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外來力量的干涉。而能夠游說諸侯國君出兵干預的恐怕只有子貢一人了。所以盡管孔子嘴里說的是：“二三子何莫出？”但他心目中最合適的人選恐怕還是子貢，只是沒有挑明，要他自己主動說出來罷了。

 　　子貢的說詞十分精彩，以至于后人評價“真是縱橫之祖，全不似圣賢之風。”（馮夢龍 《智囊全集》 ）其結果是，“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越霸。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這樣的結果當在孔子的意料之中，這樣的結果也實在叫人不寒而栗：子貢“一出”就能改變十年間五國的命運。那么，如果他要從政，豈不是會使春秋時期的歷史改寫了嗎？

 　　然而從政并不是他的愛好和志向所在。盡管孔子曾評價他是“璉瑚也”（祭祀用的器物，喻為國家重臣。），盡管他有從政的本領，（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但他卻沒有從政的意愿。抓住時機，買進賣出，經商致富才是他的興趣所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好廢舉，時轉貨資。”以他敏銳的目光，機智的頭腦，很快就“富累千金”，成為春秋時期“先富起來的一部分”。對此，孔子曾感嘆：“回也屢空，賜不受命面貨殖焉，億則屢中。”顏回是孔子最鐘愛的弟子，一生貧困交加，他身處困境卻“不改其樂”的心態深得孔子贊賞。可惜的是，卻因貧病而過早夭亡，給孔子留下永久的傷痛。與之相比，子貢不接受命運安排（“不受命”），主動經商致富的做法更值得我們效仿。他不但憑能力使自己過上富足安逸的生活，而且還為晚年的孔子提供了生活保障。如果說，顏回可以做為孔門弟子中學業和道德上的一個抽象的榜樣，子貢則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精英。

 　　其實，子貢不僅口才出眾，圓通靈活，更兼才德行兼備，學業精進，可以說是孔門弟子中一個全才式的人物。以至于不止一人曾經認為子貢比孔子更賢能。

 　　《論語·微子篇》就曾有兩處記載：“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曰：‘子貢賢于仲尼。’”看來，這絕不僅僅是一時一地，也不僅僅是某些人的個人看法；在一定的群體中，應該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對此評價，子貢十分清醒、十分冷靜，他非但沒有沾沾自喜，反而發揮了他“言語”的特長，為自己“賢于孔子”的這種表象做出了如下解釋：“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論語·子張篇》）

 　　子貢做出這樣的判斷自然不排除有對老師的尊敬因素，但是他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和孔子的差距之所在。“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這一點上，子貢絕對是一個明智的人。而在與顏回的對比上，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這個回答當下就得到了孔子的贊同：“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對老師和師兄都是同樣的尊重，那么是不是可以認為他和其他孔門弟子一樣，是一個謙恭、謹慎的人呢？當然不能。事實上，他絕不像大多數孔子的高徒們，有著那樣謙遜、謹慎的性格，恰恰相反，他本人還是相當直率的。《論語·先進篇》就有這樣的評價：“貢，侃侃如也！”甚至他在高興的時候，也會有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時候。對此，孔子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無一例外的都是當頭潑上一盆冷水，叫他冷靜下來，不至于“過猶不及”。

 　　有一次，子貢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其實，這句話明明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翻版，然而，從他的嘴里說出來，孔子還是不留情面地回應了一句：“賜也，非爾所能及也。”（《論語·公冶長篇》）

 　　又有一次，子貢洋洋得意地去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因為他家資千金，十分富有，無疑是要向老師顯示自己高尚的品德，然而，孔子還是不溫不火地來了一句：“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對他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論語·學而篇》）

 　　子貢還有個好論人是非的毛病。《論語·憲問篇》載：“子貢方人。”對此，孔子就給他來了一句幽默式的諷刺：“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可以說，正是因為子貢得遇孔子，才使他能夠揚長避短，學業更加精進，道德更加完善，終于成為孔門弟子中獨一無二的“全才”式人物；而正是因為他出色的才能、高尚的品德，以及對老師無以復加的敬愛，也使他在孔鯉、顏回、子路相繼去逝后，成為孔子晚年的一個重要精神支柱。

 　　子路死后，孔子大病一場，是子貢及時前去探望。當時，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一見子貢，仰天長嘆：“賜，汝何來之晚也？”（《史記·孔子世家》）在愛子愛徒相繼死亡的的精神打擊下，子貢已經成為他臨終前唯一的安慰，也是他最想見到的人了。

 　　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于頉上，凡六年，然后去。”（《史記·孔子世家》）守孝三年，乃是周禮所規定的。孔子一生試圖推行周禮，都沒有成功，而他的弟子們都能如此“克己守禮”，這不能說不是他的成功之處。而子貢守墓六年，則完全是他個人對老師發自內心的愛戴和思念了。從這一點來說，他對孔子的感情也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