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見法”，本為修辭上的一格，當指一篇之中上下文義互見，或蒙后省，或承前省，旨在省略文字，使語言趨于簡潔。然《史記》研究者涉及到敘事法時亦用到“互見法”，指的是太史公為簡省文字，在相關的篇目中亦用“互見法”，即本篇不宜詳述某事，而用交代語告訴讀者關于某事的具體情況見于另一篇。這是一種敘述中的交代法，所用語言多為“語在xx中”，用今天的話說叫“某事見于某傳”。

　　這種有交代語的互見可稱之為顯形互現，人們所說的“互見法”一般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隱形互現，即未作明確交代，讀者須將相關篇目對讀才可發現。大致說《史記》中的顯形互現要少一些，而隱形互現要多一些。這大概也算是《春秋》筆法的一種妙用吧，因為有些事不好明說，只好給讀者留下一些延伸解讀的空間。

　　最早提到《史記》“互見法”的當屬唐代的劉知幾。他說：“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后屢出。”意思是說同一件事，數篇都講到，前后都出現，但敘述的角度、詳略卻不一樣。這里強調的是同一材料數篇都出現，但對于司馬遷為什么要運用互見法，其目的是什么，并未明確指出。北宋蘇洵的解釋是：“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說的是了出于某種忌諱或考慮，覺得某一事放在本傳寫不合適，于是放在他人的傳記中來敘述。其實這只是一種情況，而且并非是主要方式。

　　顯然，劉知幾、蘇洵說的都是關于《史記》的敘事方法，而非指一種修辭手段。敘事方法自然涉及到材料的應用，即同一材料（或稱之為某一事件、某一情節、某一場面）如何使用的問題，換句話說即出于何種目的來使用某一材料。按蘇洵的說法是出于忌諱，本傳不好寫，只好放在他人的傳記中來敘述。實際上，《史記》運用“互見法”雖然屬于敘事學的范圍，而非修辭學的范圍，但它又的確有著修辭的意義，即減省文字，避免重復，使語言更加簡省。所以今人靳得俊在《〈史記〉釋例》中說“一事所系數人，一人有關數事，若為詳載，則繁復不堪，詳此略彼，詳彼略此，則互文相足尚焉。”因此，“互見法”的應用主要目的還在于避免重復，力求簡省。

　　的確，在某個歷史時期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參與者絕非一二人，而是很多人都是親歷者，如果凡參與者的傳記都敘述一遍，那將使《史記》變得重復拖沓，臃腫不堪，所以太史公運用“互見法”，在處理某些重大事件時，經過深思熟慮，僅在某一人物的傳記中詳述，而在其他人物的傳記中則采用技術性手法或略而不錄，或予以交代，或簡要點明。如此一來，就避免了敘述上的重復，使《史記》文字變得詳略得當，簡明概括。

　　如《項羽本紀》所述鴻門會一段，這是楚漢相爭的一個重要事件，楚漢雙方參與其事的人不少，如果不分主次、不看對象，凡參與其事的人傳中都寫一遍，而《史記》中劉邦、項羽、張良、樊噲四人都有傳，那豈不是同一事至少要寫上四遍！所以太史公只在《項羽本紀》詳述此事，在《高祖本紀》中僅用了不到一百字簡單提及，在《留侯世家》中則用交代語提醒讀者，而在樊噲的傳記中則只寫樊噲帶劍闖宴一段。這樣既減省了文字，又有利于突出人物性格。

　　又如楚漢相爭中的關鍵一戰——垓下之戰，參與的人更多，主要人物就有項羽、劉邦、張良、陳平、韓信、彭越、劉賈、灌嬰等八人，他們都有傳記，如果一一寫來，那豈不是要重復七遍！所以太史公只在《項羽本紀》中詳述此事，而在其他七人的傳記中一般都采用隱形互見法，僅在《留侯世家》中用“語在項籍事中”給予交代。

　　當然，互見法的應用并不全是為了避免重復，正是蘇洵所指出的，太史公有時出于某種考慮，對于某一歷史人物所做的某些事，在本傳中略去不寫，而在他人的傳記里寫出。

　　史家敘述歷史總是有所忌諱的，并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寫，雖然太史公時代尚無文字獄，但并不意味著沒有禁忌。就如開國皇帝劉邦吧，此人雖然善于用人，勇于納諫，為人灑脫、豪爽，可為人處事也有不拘形跡、貪財好色的一面，甚至還有些無賴相，對于這些太史公總不能毫無顧忌地寫入《高祖本紀》吧，于是他用轉移之法，把一些有礙于高祖形象的東西放在他人傳記中去寫。如彭城之役，劉邦大敗，想回沛縣取家眷，路上遇到兒子孝惠和女兒魯元，因楚兵追得急，劉邦嫌車子負載太重，為了自己逃命，他竟然三次將女兒推到車下，多虧夏侯嬰三次下車將魯元抱起，否則，魯元早成了楚軍的戰利品。

　　又如成皋之戰，項羽為脅迫劉邦投降，在陣前的高處設置一塊砧板，將劉邦的父親太公放在上面，威脅劉邦說如再不投降就將太公煮死，可劉邦竟然不為所動，而是用一種無賴的口氣說：“當初懷王要我們倆結為兄弟，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如果你硬要煮死你的父親，那就分一杯湯給我喝喝。”弄得項羽無可柰何，只好作罷。

　　另外，劉邦生性喜歡罵人，平日對人也不尊重，對儒生尤其不敬，甚至用儒生的帽子裝小便，這些都有損于開國皇帝的形象，太史公雖也不直高祖的這些行為，但也覺得不宜寫于本傳，但又不愿隱晦，于是就在《留侯世家》、《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中予以敘述。

　　實際上，《史記》互見法的應用還不止上述兩個方面，太史公為了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對人物一生的行事并非有聞必錄，而是有所選擇，哪些當寫，哪些不當寫，必須服務于人物的整體形象，必須有利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在司馬遷眼里，項羽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但缺點、錯誤不少，甚至犯下不少罪行，可太史公又得維護他心目中項羽的英雄形象，于是他就對項羽一生的行事進行了篩選，主要寫他的英雄業績和英雄風采，而對有損于項羽英雄形象的事，則盡量少寫，或加以淡化。如關于項羽失敗的原因，太史公于本傳中只對項羽把自己的失敗歸于“天亡我”給予了嘲笑和批評，卻在《高祖本紀》中借劉邦之口指出項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善用人，劉邦說：“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至于項羽對天下犯下的罪行，太史公更覺得不宜在本傳中敘述，于是也借劉邦之口公諸于眾：“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

　　另如秦始皇巡狩途中死于沙丘，李斯、趙高密不發喪，并矯詔立少子胡亥。此事太史公不放在《秦始皇本紀》中寫，而放在《李斯列傳》中敘述，自有其考慮。在太史公眼里，李斯本就是毀譽參半、功過相抵的人物，在秦統一天下之前，李斯功業顯赫；可在秦統一天下之后，李斯不知治天下與奪天下是不同的，仍舊以威立國，結果弄得天下分崩離析，秦朝二世而亡，自己也慘遭五刑。而李斯一生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伙同趙高偽造詔書，命太子扶蘇自殺，而立少子胡亥為二世。傳末的贊語正體現了太史公對李斯的整體評價，也可作為“語在《李斯傳》中”的注腳。

　　正是因為太史公善用“互見法”，才使得《史記》文字簡潔精煉，能以五十二萬的文字概括三千年的中國歷史；也因了“互見法”的妙用，因而《史記》人物形象鮮明，性格突出，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學性；同時，也因為太史公善用“互見法”，才使得《史記》的傾向性異常鮮明，情感強烈，從而大大地打動了讀者。總之，“互見法”為《史記》生色不少，使它相比其他史書更具文學性，更能吸引讀者。（本文于2012年1月4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