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之怒”語出《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中。秦王看中了安陵，明面是交換，實際上就是巧取豪奪。面對強秦，作為使臣的唐雎婉拒了秦王的要求。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話：“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6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

“布衣之怒”，是秦王用來諷刺唐雎的話。秦王說：“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在秦王看來，天子震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至于唐雎所謂“布衣之怒”，不過是街頭市井混混打架斗毆的把戲，是上不了臺面的。此時，唐雎卻是一副民不畏死的架勢。要死，也要與秦王同歸于盡。

情勢逼人，已經不是天子之怒還是布衣之怒的問題，而是命之貴賤的問題了。瓷器豈能與瓦盆碰撞？最終，布衣之怒還是震懾了天子之怒。

嚴格說起來，唐雎還真算不上“布衣”。如果一國之使臣也算布衣的話，那么我等蕓蕓眾生算什么？

當此之時，諸國國君，在秦王的眼里，其實算不得什么，作為弱小之國的一名使臣，秦王還真沒有瞧上眼。所以，不顧外交禮儀，不顧使者的臉面，極盡嘲笑之能事，以“伏尸百萬，流血千里”相威脅。豈不知唐雎也不是一個按常理出牌的人，一個人硬生生拉著秦王拼命，即便不能“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也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俗話說軟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秦王很硬，有強大的國力支撐。但是，唐雎舍命相搏，秦王還是為他的輕慢付出了代價。

一般而言，秦王關于“布衣之怒”的斷言是不錯的。

唐雎的布衣之怒之所以能夠震懾秦王的天子之怒，一是唐雎并非一介布衣，以一國使臣之身份，距秦王只不過一步之遙，是占得了先機的。否則，布衣之怒能奈天子之怒何？就像那藺相如以一文弱書生從強秦得以完璧歸趙，不是因為他的“布衣之怒”，是因為藺相如過人的膽識，還是因為那秦王對和氏璧太過鐘愛。秦王并不怕藺相如以死相搏，而是怕他玉石俱焚。由此看來，藺相如在秦王面前，與那唐雎一樣，是占得了先機的。先機盡失，強悍如秦王者，不得不色撓，長跪而謝之。

倘若唐雎不是面對秦王拔劍而起，藺相如不是手持和氏璧準備玉石俱焚，那布衣之怒，怒發沖冠又將如何？

布衣之怒常常會讓人聯想起“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含有貶義，指那些血氣方剛，好狠斗勇，做事經常不經大腦，不計后果的舉動。遇事則喜歡拿命相搏，其結果常常是傷了自身，害了別人，還會有無盡的麻煩。害人害己，有時候會貽害終生。人們經常拿韓信的“胯下之辱”來比照“匹夫之勇”。“匹夫之勇”只不過是逞一時之快，非智慧者之所為。

布衣之怒卻含有褒義。鼓勵那些螻蟻一般的草根，拿出勇氣來，證明自己的肉身里還揣著靈魂，還有三寸英雄氣。

但是，布衣之怒，真的可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嗎？常常是做不到的。我們慣常所見，果真是“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可見，“布衣之怒”，與陸游的“位卑不敢忘憂國”，其境界，還是有高下之分的。

荊軻可謂智勇兼備，刺秦大計且謀劃已久，面對秦王，仍然沒能做到“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何者？時機不對，謀劃失策，進退失據，最終只能是圖窮匕首見。可見，“布衣之怒”達成，還是需要條件的。條件不具備，“布衣之怒”就會成為“匹夫之勇”。

當“布衣之怒”流變為“匹夫之勇”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是秦王口中的“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在絕對實力面前，“布衣之怒”也好，“匹夫之勇”也罷，不過是一塊遮羞布。拿來裝裝樣子，嚇嚇別人可以，千萬不要真“怒”了，不要真“勇”了。真“怒”了，“勇”了，也就一文不值了。

“布衣之怒”，“匹夫之勇”還真不是“布衣”，“匹夫”輕易就玩得起的。

低調做事，厚道為人，才是處事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