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記》屬于私人著述，并由一人之力完成，。這在文獻圖書搜集不易，資訊很不發達的西漢時代，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司馬遷卻憑借堅強的意志，超人的勇氣、學識，最終寫成了堪稱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為后世史家立下不易之法。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評價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雖然就體例而言，《史記》的影響似乎不如《漢書》，但人們不要忘了，《漢書》的體例卻是來自于《史記》。

　　司馬遷能憑一己之力寫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并名垂青史，成為“史家之極則”，雖也得益于他出身于具有史學傳統的家庭，但更為關鍵的是，他為了“成一家之言”，竭盡一生的精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樣既使他盡可能多地掌握了文獻資料，又便于他“去偽存真，去粗取精”，而不是有聞必錄；同時也使他不輕信文獻，而是結合自己的調查訪問、親身見聞，用第一手材料來糾正文獻的謬誤與偏頗。司馬遷出身于一個具有史學傳統的家庭。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司馬氏世典周史”，而其父司馬談于武帝建元年間仕為“太史令”。這就使得司馬一家與史學有著深厚的淵源，由此形成深厚的家學傳統，正如司馬談臨終時對他所說：“余死，汝必為太史。”這說明司馬談對兒子繼任太史令是充滿必勝信心的。具有史學傳統也就意味著有著不錯的文化傳統，至少子女自幼即可接受教育，能夠讀書識字。那時因為制作圖書的成本太高，一般的家庭要藏書頗為不易，加上秦始皇時又有嚴苛的挾書律，嚴禁私人藏書，孝惠帝時雖然廢除了挾書律，但時間畢竟不長，因而圖書的收藏與流通仍然不易，一般人的讀書多半還是師生之間口耳相傳，很難有現成的書供你閱讀。司馬一家自與平民家庭不同，或許家里也有少量的藏書，父子之間除了可以口耳相傳之外，還可直接閱讀圖書。司馬遷說他“年十歲則誦古文”，說明他在十歲之前就接觸了古文經籍。十歲時他隨父到了長安，而司馬談則早在建元元年即入仕為官，擔任了太史令一職。漢代的太史令雖不專管著史，還要兼管天文、歷算，但有了這一職務對于接觸圖書來說那必然是莫大的方便，因為朝廷所藏之石室、金匱之書就可供你隨時閱讀了。俗話說“近水樓臺先得月”，父親做了太史令，可以隨時出入朝廷藏書之所，這自也給兒子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所以司馬遷讀書之廣在當時是不多見的，人們只要看看《史記》的引書即可窺見一般。據《史記》研究專家張大可、張新科的統計，司馬遷寫作《史記》時引書多達一百多種，其中的不少書籍都早已失傳。

　　人們從《史記》文字中不難看出，司馬遷的讀書并不僅限于史書，什么野史雜記、諸子百家語、小說家語、辭賦家作品，包括一些不為人們所看重的譜諜之書，可謂無所不讀。凡入了《史記》，又留下了著述的人物，司馬遷對他們的著述幾乎都通讀了，并有所研究。從《十二諸侯年表序》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他的確對前人的著述非常熟悉。他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這里上起左丘明，下至董仲舒，一一說明十家著述的情況，其中鐸椒的《鐸氏微》、張蒼的《五德譜》并非常見之書，可史公卻了然于胸。

　　孟子早就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對于史家來說，對于前世的書籍必須有分析、鑒別，不能有錄必書；否則，將以謬傳謬，貽誤后人。史公對此是非常謹慎的。漢代的經籍有今文、古文之分，大體說古文經有古本為據，相對來說比較可靠；今文經則多為師徒間口耳相傳，因而即使同一經書，因為師門不同，原文與解說都相去甚遠。史公較為看重古文經，對于今文經書則不敢輕信。他在《五帝本經》贊語中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因為“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因此史公不采用，而認為“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從后世的研究結果看，漢代的古文經書其可信度一般要高于今文經書。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的識見與慎重。

　　“讀萬卷書”，這對于具有史官傳統，后來又繼承其父為太史令的司馬遷來說，也許還不是太難，難的是“行萬里路”。

　　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代，其交通的落后人們自可想見。秦時雖修有官道，但經過秦末以來的八年戰爭，其損毀程度定然嚴重。司馬遷卻不懼個人行走的艱難與危險，為了親眼目睹雄偉壯麗的大好河山，也為了親自考查、尋訪他所心儀的古戰場、古人物、古事件，他的游蹤幾乎遍及黃河內外、大江南北。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單從他年青時的游歷看，足跡所至就已經遍及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八省，行程少說也有兩萬里。加上后來為官郎中，替朝廷出征巴、蜀、云南，足跡又踏遍西南。《河渠書》的贊語中又說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可見太史公還到了朔方（即今內蒙包頭一帶）。《五帝本紀》的贊語還說到“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注：空桐，即崆峒山，在今甘肅平涼市西；涿鹿，今河北涿鹿縣，離張家口市七十五公里）他甚至不辭艱難，親自考查過秦將蒙恬當年修筑的長城。《蒙恬傳》的贊語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綜合上述，除了因歷史原因史公未能到達東北三省，華南的廣東、廣西，西南的西藏，西北的青海、新疆外，他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這種長時間、大區域的游歷，極大地開闊了太史公的視野，使他對祖國雄偉、壯麗的河山有了直接的感受，使他對將要進入他筆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有了更為直接的了解，從而寫出更為真實，更富于活力，也更貼近人民的史書。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說過“功夫在詩外”。其實好的文章也不是關在房子里“閉門造車”寫出來的，而是在接觸了豐富、生動的實際生活之后，滿帶著真情實感融煉出來的。司馬遷的《史記》其所以不同于后來的二十三史，就在于太史公提筆著述前盡可能地深入到歷史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調查、訪問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生活，并將自己的感情傾注其中，讓歷史人物有血有肉，活動起來，從而使他筆下的人物與事件具有一種扣動人心的力量。

　　太史公決不滿足于文獻資料，他就是要邁開雙腿到社會中去，到民間去，通過尋訪故地，訪問故老，親自去調查、了解歷史的真相，歷史人物的事跡，盡可能地還原歷史。這從不少篇章的贊語可以得到印證。

　　太史公與孔子相隔五百多年，但讀了孔子的書后，卻對孔子極為仰慕，于是“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親身經歷，才對孔子思想與人格的深遠影響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與理解，這樣他才破例給孔子立世家，把孔子當一方諸侯看待。

　　又如太史公對信陵君極為稱賞，但卻對前人魏國滅亡是因不用信陵君之說表示懷疑，為此他“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他用自己的親身考查終于得到事實真相，從而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太史公游歷山東后，覺得齊國薛地民風強悍，與鄒、魯甚是不同，為了尋找其中原因，他親自來到薛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馀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原來問題就出在當年孟嘗君的養士與任俠上。

　　一個真正的史學家是不能滿足于文獻資料的，否則就會人云亦云，以訛傳訛，貽誤后人。太史公既充分利用文獻資料，但又不輕信文獻資料，在可能的條件下，他要求自己邁開雙腿，走出京師，走向社會，走向民間，展開調查、尋訪，力爭得到第一手資料。這就是為什么太史公游蹤所至幾乎遍及大漢疆土的原因。也正因為太史公既能讀萬卷書，又能行萬里路，所以他才能以一己之力，寫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并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的“一家之言”，使《史記》成為彪炳千秋的史學巨著。（本文于2011年9月21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