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雖對司馬遷有所批評，但他也援引劉向、揚雄的話，肯定司馬遷是“良史之材”，說他“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里暫且不論別的，只說說司馬遷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

　　所謂“不虛美，不隱惡”，是指對自己所肯定的正面人物——歷史上的那些尊者、賢者，當然主要是指那些帝王將相和贏得美名的賢圣之人，能夠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敘述他們的事跡，既不夸大他們的美德，也不隱瞞他們的惡行。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叫“不為尊者諱，不為賢者隱”，還他們以歷史原貌。
　　對于史家來說，對歷史上那些尊者、賢者“不虛美”較為容易做到，但要做到“不隱惡”卻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尤其是象《史記》那種主要篇幅用來寫現代、當代歷史的史書來說尤為不易，稍有不慎，就會落下“謗書”之名，甚至惹得龍顏大怒，招致身首異處的下場。

　　司馬遷不愧為“良史”。他有著史家的良知，有著直面歷史的勇氣，對于他筆下的尊者也好，賢者也罷，都能出以公心，真正做到“不虛美，不隱惡”，寫出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漢高祖是西漢的開國之君，也是現代史上最為顯赫的人物。按說，司馬遷對他應當極盡贊美、歌頌之能事，把他寫成一代雄主和圣明之君，給他涂脂抹粉，抹上光亮的油彩。可事實并不盡然，司馬公筆下的漢高祖并不那么高大、圣明，并未顯示出開國之君的雄才大略，雖然作者也寫出了劉邦神異的一面，譬如母親懷他時夢與神通，其父則看見蛟龍盤旋其上，并由此而懷孕；說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寫斬蛇起義時，又極力渲染劉邦是赤帝子，殺死了白帝子，由此暗示劉邦將取代嬴氏，奪取天下。然而司馬遷筆下的漢高祖既不能馳騁于疆場，又不能運籌于帷幄，他似乎主要靠因人成事，即很好地發揮了蕭何、張良、韓信這漢初三杰的作用。要說他有什么英明之處，那就是善于用人，能從諫如流。

　　司馬遷對劉邦并不那么恭敬，不管是本傳，還是他傳，作者都毫不避忌地寫出了這位九五之尊不大光彩的一面。

　　在劉邦尚未發跡時，他的所作所為雖也有豪爽豁達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劣跡，甚至有點無賴相。如做亭長時“廷中吏無所不狎侮”，一點正經相都沒有，而且“好酒及色”，甚至做出一些坑蒙拐騙的事。如呂公（即劉邦后來的岳父）做壽，他去賀壽，明明沒有一文錢，卻在禮單上寫上一萬錢。

　　即使在項羽封他為漢王之后，他的一些行為也讓人不值。如楚漢彭城之役，他打了敗仗，坐著車子逃跑，因楚兵追得急，他為了減輕車子的負載量，竟然連續三次將親生女兒——魯元公主推下車，如果不是滕公三次下車將魯元公主收載的話，魯元早就成了楚軍的戰利品。

　　成皋之戰，項羽為了逼迫劉邦投降，就將俘虜來的太公放在高處的占板上，威脅劉邦說：“如果你再不投降，我就把你父親煮了。”可劉邦卻毫不在意，還用無賴的口氣說：“當初懷王要我們倆個結為兄弟，因此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如果你硬要煮死你的父親，那就分我一杯湯吧。”這種行事完全是一種無賴的行為，讓人作嘔。

　　此外，他動輒罵人，對他人一點也不尊重，甚至將儒生的帽子當溺器；又特別好色，經常左擁右抱。因此他的所作所為實在有失帝王風范。

　　他雖善于用人，但對功臣的猜忌之心也很重。西漢建立后，其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反叛他，與他對功臣的不信任可謂息息相關。前后反叛他的有燕王臧荼、潁川侯利幾、淮陰侯韓信、韓王信、趙相國陳狶、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就連他最尊重、信任的蕭何，到后來也被他猜忌，并投入獄中，如非王衛尉力諫，只怕也會生命難保。

　　太史公對漢高祖的總體評價也不高，傳末僅有四句話十五個字正面評價高祖的政績：“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僅僅肯定了高祖改變秦朝的苛刑暴政，而未涉及更多方面。

　　太史公對呂后評價頗高，為之立本紀，并在傳末給予高度的肯定，說：“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傳中也說：“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然而對呂后的狠毒、陰鷙也毫不避忌，如寫她酖殺趙王、將戚夫人制為“人彘”、幽殺孝惠之子；又違背高祖遺訓，大封諸呂為王、為侯，險些釀成天下大亂。

　　司馬遷對當今皇上——武帝尤為不敬。按說漢武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功業甚偉，但《孝武本紀》并未將注意力放在這一方面，而主要著眼于武帝的寵信方士，信神信鬼。開篇伊始，即說：“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為全傳定下調子。傳末贊語仍無一語涉及武帝的政績，仍舊是論武帝的篤信神仙方術。傳中先后寫了武帝寵信、重用方士李少卿、齊人少翁、五利將軍欒大以及公孫卿等，一味地祀神、祭鬼、封禪、拜蓬萊，屢次上當受騙而不悟。可以說司馬遷筆下的漢武帝實在有點愚昧、昏庸，完全不象開創西漢盛世的一代雄主，難怪東漢末年的王允指責《史記》是“謗書”。客觀地說，司馬遷對武帝是懷有私怨的。

　　即使對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項羽，太史公在本傳中雖有不少溢美之辭，但并未脫離基本事實，而且也有揭露，批評也很嚴厲。如寫項羽進入咸陽后的所為是：“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這里既揭露了項羽燒殺搶掠的行為，也反映了項羽政治上的短視。

　　同時，太史公也不回避項羽動輒屠城、坑殺戰俘的令人發指的暴行。漳南之戰，項羽大破秦軍主力，俘虜秦軍二十多萬，因擔心俘虜太多，軍心不穩，項羽竟下令將二十多萬秦兵活埋！當他大封諸侯后，齊人不服，田榮率軍反叛，項羽親自率軍征伐。文中寫道：“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

　　范增作為項羽的主要謀士，智計過人，是項羽唯一的智囊，項羽平日也很尊重、信任他，可到了關鍵時候，項羽卻中了陳平的反間之計，猜忌范增，從而使得范增負氣出走，暴病身亡，從而導致項羽江河日下，最后敗于劉邦之手。

　　司馬遷對項羽一點也不護短，他把項羽的罪行、過失、短處借劉邦之口作了概括。《高祖本紀》中就原文照錄了劉邦控訴項羽的十大罪狀。項羽自以為百戰百勝，認為他的失敗乃是天數，所以自殺前幾次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對此，司馬遷很不以為然，在本傳的贊語中給予了嚴厲的駁斥，說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對于尊者，司馬遷的確做到了不諱、不隱，能毫不留情地揭露他們的丑行、暴行，以及人格方面的缺失。對于賢者，司馬遷同樣能夠出以公心，實事求是地描寫他們的所作所為，并不避忌他們的缺點、短處，乃至于人格上的污點。

　　李廣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而對李廣征戰一生，卻未能封侯，最后還被逼自殺，作者懷有扼腕之痛。李廣不過是位將軍，作者卻為他單獨立傳，并不稱名號，只稱將軍。這種優待實屬罕見。本傳中一方面寫出了李廣天生善射，勇敢忠貞，膽氣過人，以及他愛兵如子，治軍簡易，深得軍心的特點。司馬遷有時還打破史傳文章重在客觀敘事的規矩，采用一種夾敘夾議的文字直接表現他對李廣的敬慕與愛戴。如下列文字：“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無馀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又在傳末評論說：“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認為李廣是不令而行的正人君子，他的人品道德用不著宣傳人們也知道。

　　但太史公對李廣絕不護短，對李廣的缺點、錯誤和短處也一并寫出。如接受諸侯王的將軍印、與匈奴作戰時曾被生俘、挾私報復，斬殺霸陵尉、誘殺八百降卒。這就說明英雄也會犯錯誤，君子也有缺點、短處，這才是真實的李廣。

　　司馬遷對孔子可謂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從身份上說，孔子主要是個平民，可司馬遷卻破例給他立世家，然而即使這樣，司馬遷卻并未一味地美化孔子，而是客觀真實地記述孔子的一生，并不著意去粉飾，所以后人讀《孔子世家》，覺得孔子雖是圣人，但在世時并不那樣適意，而是有很多缺憾。譬如他的父親叔梁紇與母親顏氏的婚姻就屬非正常，所以傳中說是“野合而生孔子”，而孔子生下來時樣子也很奇怪，傳中說他是“生而首上圩頂”，即是說頭頂塌陷，中間低，四周高，形似山丘。當他五十六歲離開魯國去衛國時，因他的長相酷似魯國的叛臣陽虎，結果被匡人拘禁了五天。當他由曹國赴宋國時，路上差點被宋國的司馬桓魋殺了。出游到鄭國時，因與弟子走失，樣子很狼狽，被鄭人譏剌為“累累若喪家之狗”在去楚國的路上，孔子一行也曾遭陳蔡二國的圍困，連飯也吃不上。顯然，孔子在世時是很不得志的。　　

　　管仲是司馬遷眼中的賢相，佐齊桓公稱霸于諸侯，可在司馬遷筆下，管仲未顯達時的作為也并不光彩，用管仲自己的話說，他是“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其行事跡近于小人，但這并無損于管仲賢相的形象。

　　本來嘛人非圣賢豈能無過，而且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世上并無十全十美的人。尊者、賢者都是人，不可能不食人間煙火，既生活于俗世，就不可能不受俗世的影響，有的生而有缺憾，有的長而有缺點，在復雜的現實生活中完全可能犯錯誤，甚至也會有不光彩的行為。因此，司馬遷筆下的尊者、賢者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的，都有缺點、短處，甚至還有過不光彩的行為。作者不為這些尊者、賢者諱飾、隱瞞，而是如實寫出，并非要貶損他們的形象，而是要寫出真實的歷史人物，讓后世讀者感到可親、可信。

　　生活中高、大、全的人物是沒有的，不管是歷史上也罷，還是現實中也罷，只要生活在俗世之中，就難免受種種因素制約，留下世俗生活的烙印，從而影響自己的人格、品行，使自己變得不那么高大、完美。

　　司馬遷能尊重歷史，不為尊者諱，不為賢者隱，但愿我們的歷史工作者，包括黨史、革命史專家也學學太史公，不管是寫革命領袖，還是寫革命烈士，都應尊重歷史，尊重生活，盡力避免絕對化的傾向，如實地描寫，而不是有意地諱飾、隱瞞，讓讀者感到可信。（本文于2011年11月13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