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學看上去講的是他傳授給學生的為人處世的道理，與人交往的學問（其實儒學不僅僅有《論語》），實際上它還是構建一種社會制度的政治理論。　

　　所謂政治，說白了就是建立關系（組織）、協調組織內部之間和組織之間的關系。孔子要建立的就是以周禮為藍本的政治制度，即所謂“克己復禮”，這是一種集權等級制度。不可否認，這種制度正常運行效率是很高的。正因如此，世界上所有國家，無論采用哪種政治制度，其國家機器（軍隊、司法、稅收等等）和經濟組織（公司）采取的都是集權等級制度。是不是神奇？

　　儒學推崇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古代沿用了數千年，從實行的結果看，它保障了中華民族綿延不絕、不散（哪怕人口增加到數億），保障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保障以中原為中心的廣大國土完整。推崇儒家的政治思想，可以使國家在遭受戰爭創傷后得以較快地恢復和平生活和經濟生產，使得我們有漢、唐、宋、明、清等等這些各有數百年的穩定時期，使我們的民族站在當時的世界巔峰。這個制度還意味著，如果朝廷不能節制貴族侵害民利，導致兩極分化，其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反抗和顛覆，改朝換代成為必然。雖然元曲有云，“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哪個更苦？

　　那么，當年孔子周游列國推行其主張，最終四處碰壁，潦倒而還，是不是說明他的主張就是守舊、過時的呢？否。當時的狀況是周朝禮崩樂壞，諸侯紛爭，開疆擴土，弱肉強食，儒學在這種情況下是無用武之地的。但是不能否認，諸侯征戰的目的都是想要統一中國，是以大一統為理想和己任的，而這也是民心所向的，所以孔子游說并不虛妄。后來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為了加強集權統治，鞏固一統中國。效果無可辯駁，以至于沿用于后世歷朝歷代。孔子之前“八百年前的禮教”，在其后世以新的形式實現了。儒家學說正是為大一統準備的治國方略，這是前瞻性，雖然孔子可能當年自己也始料未及。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中華民族為什么非要孜孜以求大一統呢？因為我們是農耕國度。農耕經濟的限制條件，主要有生產周期長，中原地區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需要付諸大量的人力投入，屬于勞動力密集協作型經濟；相對穩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比如要有適宜的水利條件支持，風調雨順，較少水旱天災和戰爭人禍等等。人們賴以生存的希望播種在土地里，耕種和維護的周期較長，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時局和風調雨順的年景，長期耕作才會贏得收成，所以這樣的民族由于依賴土地而愛好和平，渴望有一個強有力的管理中心，容納和管理數億人，使人們能夠專注于發展生產，避免戰爭的襲擾造成減產絕收。中華民族在中原大地黃河、長江等流域傍水而居，因而上游和下游的農業灌溉和治理水旱相互影響，人們也希望對水力條件有一個統一的管理。早在春秋時代，諸侯國之間都有與農耕一統相關的共識，比如發生洪災時不要以鄰為壑，天旱時，河流上游要顧及下游的灌溉，國人叛逃、牲畜走失到其他諸侯國能夠歸還等等。第一個霸主齊桓公會盟諸侯時就有一條重要的誓言：“不可隨意筑堤”，以免對下游諸侯國的水利調節造成影響。故此，由于經濟條件的制約，小國寡民的日子是難以為繼的，儒家的政治理論提供了大一統的國家治理策略。

　　有人詬病，孔子身后的儒學很多已經不是他的原版了。哈哈，要求一門學說堅持原版而能夠永遠適用是不是幼稚？既批評它守舊又要求它保持原版是不是矛盾？孔子不可能知道他身后發生的事情，而提前寫下n個錦囊妙計供千秋萬代取用不絕。時代不斷更新發展，任何理論都要更新發展才會有生命力（保持了數千年生命力的理論還有哪些？）。但是，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其理論核心依然存在，其后世儒生雖然不斷修正、完善了他的理論，依然尊他為他的學說的主要代表，這有什么奇怪的呢？

　　如何看待孔子其人？有人說孔子“不惜教育弟子說假話”，“在背后講學生的壞話”。且不論孔子當時這么做的真相、語境如何，自古評價古代人物總是把著眼點放在其道德人品上，而無視其思想主流（甚至于汲汲于其八卦、私德，所謂歷史學家淪為狗仔隊）。這是舊的史學觀，是片面而機械的。新史觀不僅考察歷史人物的道德、人品、成就，更著眼其在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孔子的歷史作用上文已有涉及，不贅言。可以肯定他不是完人，他的理論也并非沒有局限（比如“克己復禮”，要是國君不克己怎么辦），但必須客觀公正看待，而不是吹毛求疵、求全責備。

　　最后引用清朝學者龔自診的話作為結尾。“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要掌握社會“大道”，必須先研究蘊含著“大道”的歷史；想要毀滅掉一個國家，必須先毀掉他們的歷史；想要毀掉一個族群，必須先滅掉他們的文化。（本文于2022年4月20日發表于中財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