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是在劉擎教授《西方現代思想講義》中接觸到依法作惡這個詞。它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印刷出現了錯誤。細品之下，卻發現依法作惡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

在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中，老板的指令是高于一切的指示，是一切制度的根本。然后，才會衍生出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等等。但我們往往會盲目的，不加求證地或者不敢去求證地執行這些指示，于是導致某些事情向著我們不可估量的方向發展。到最后出現無法追責的結果——因為大家都是在按章辦事，按指令辦事，無責可追。這就是現實中的依法作惡。也就是我們依照制度做出有損我們個人或者整個集體利益的事情。

這種現象在我們身邊屢見不鮮，甚至我們都已經習以為常，不覺其異。比如最常見的例子：我們的定位是輸出高端品質產品，從這一目標出發，我們定制嚴苛的原料控制標準、生產工藝標準等等，應該是產品品質的基礎保障，無可厚非。但是這個嚴苛的度怎么把握就很有講究，太過嚴苛的標準勢必會增加生產制造成本，使產品市場定價缺少競爭力，從而影響到企業的生存。這就是我們說的好心辦壞事，是一種依法作惡。再比如我們的采購工作，受各方因素制約，按需采購是我們的重要制度，那么當原材料市場具有比較明確的行情特征時，我們是否需要依據行情進行較大幅度的采購節奏調整？不調整，那就是依法作惡。調整，那就是違規為善，兩者似乎都不怎么美好。

于是就牽扯出了企業該如何科學制定各種制度的問題。我們很難建立一個普遍有效的、全新的制度，所以就很難否定、瓦解原有的制度。這兩者互為前提，相互糾纏。企業的規模越大，體系越多，這種矛盾就越是突出。比如我們常說的大型央企國企，因為體系太過龐大而難以及時推行符合當下形式的制度，因為沒有應時的制度，而導致大家做事都畏手畏腳，一潭死水。從這個角度去看，減少企業各組件之間的糾纏關系，實行獨立扁平化管理似乎是一個比較有效的管理方式。

涉及到采購管理，可以有兩個方向。一是以工具理性為基礎，即計算出最優的手段、方式方法達到我們的預期目的，但是對于目標的合理性則不予理會，總結成一句話就是為達目的只擇手段。二是以價值理性為基礎，即用價值計算的方法來衡量劃不劃算的問題。即制定一個目標，然后需要討論目標的合理性問題，在合理的情況下才考慮組織實施。很顯然，合理性問題很難有一個標準，現實中我們往往也只能做單選題——所以假設性問題無法求證也不會有標準答案——如此看來，似乎采購管理選擇第一種方式也就是指標化更為簡單明了，但事實證明很難制定具體的量化指標。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課題，需要好好研究。

基于2021年大宗原料行情以及疫情形勢，姑且預測2022年對我們采購來講依然是比較艱難的一年。一是宏觀經濟普遍通脹的情況下，商品價格易漲難跌，原料價格將長時間的在較高位徘徊；二是供需雙方的談判籌碼進一步向供方集中，供方話語權得到鞏固；三是全球的疫情控制短時間內難以改善，除中國外，聚烯烴、PVC新裝置投入有限，基礎原材料價格持續高位，中國塑料原料進口量很難有大幅增加；四是基于經濟下行壓力，國家層面明確適度提前開展重大基建項目。在此四點支撐下，明年基礎化工原料大概率維持高價位、緊平衡狀態，保供、降本工作任務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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