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一度的反省，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

　　這半年以來最大的感受就是，投資離不開對宏觀經濟的研判；而構成這其中重要一環的對政策的研判。此前，我們所用的分析框架源自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說過的：“政治學偉大的源泉在于對各方真正利益的清晰認知”。而現實世界的發展最近又往往跳脫出這一框架的范疇，那么，建立一個新的框架就迫在眉睫了。

　　僅就這半年內兩件大事之一的“貿易戰”來說，其根源在于修昔底德所說的，“使得沖突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雅典急劇擴張的實力和雄心，以及斯巴達不斷累積的恐懼。”但事情發展過程中特朗普政策的搖擺也表明，雖然他不是心血來潮，但也沒有長久的規劃。這一搖擺的發生時點，與特朗普基本盤的輿論對白宮的壓迫緊密相關。這說明特朗普能夠多么無視建制派和左派對他的鞭撻，就有多么不能承受右翼輿論對他的梳理。這一民粹主意發展造成的政策的搖擺不定，是近年來宏觀研究有別于以往的最大特點。

　　變化其實從幾年前就開始了。英國脫歐是一場民粹的預演，特朗普的當選是民粹主意的又一場勝利。在這種捉摸不定的環境中，中國經濟進入了經濟運行規律和工業化時代有著根本不同的后工業化時代。很多人把當下的中國跟90年代的日本相比，但其實，當下的中國不像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任何一個國家，但它面對的美國，可能更像 70、80年代的美國。80年代美國總統是里根，他是個極右翼分子，在特朗普出現之前，是就職年齡最大的總統（70歲，特朗普總統 71 歲）。美國人民提起里根總統的時候，會自豪滿滿，因為他拖垮了蘇聯。近十年來，中國M2的發行量幾乎是世界第一，M2是GDP的210%，而美國為90%。一方面，我們的基礎貨幣發行很大程度是用外匯占款來實現的。另一原因就是房地產擴張，使得央行釋放出來的相當大一部分流動性被房地產這個池子吸納了。所以，貿易戰果真打下去，接下來的影響就會涉及到貨幣金融領域。在特朗普對華采取強硬的貿易制裁措施之后，他的支持力不降反升，目前達到40%以上，而且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在這一問題上的政治共識高度一致。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兩黨之爭非常多，但唯獨在“中國問題”上高度一致。

　　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最大的危機不是貿易沖突，而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霸權國家已經公開把中國當成了最主要的對手，在和平時期利用經濟戰的手段發起了對中國的全面遏制和攻擊，同時還利用其超強的全球軍事實力對中國進行越來越多的威懾，制造周邊沖突乃至危機來干擾我們的和平發展進程。

　　同時，今年又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在內部環境上也面臨著新問題。在40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在工業化的時期，總是伴隨著快速的資本積累。這就表現在固定資產投資上大概是兩倍于GDP，所以在工業化時期，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到了后工業化時期，中國的工業化基本上完成了，資本積累的速度大大放慢，這個放慢就體現在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基本上是和GDP同步的。另一特點就是制造業基本供大于求，服務業基本供不應求。服務業的供不應求主要是因為政府的行政管制，人為造成的

　　供應緊缺，比如醫療和教育。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也要與時俱進，否則將面臨政策失靈的困境。以棚戶區改造為典型代表的財政政策失靈了，還好現在叫停了。貨幣政策也失靈，央行增加貨幣供應，但銀行放貸意愿很低，信貸的傳導機制失效了。好的一面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認清了斯密經濟學原理指導下的市場經濟的重要性，知曉了交易分工的作用，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40年后的今天，我們終于開始意識到熊彼特式的創新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舊時代正在逝去，而新時代不管你是否愿意，終將到來。適者生存是亙古不變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