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漸漸長大了，只是經常被自責和內疚困擾：是否因為哪一句話、哪件事做得不恰當，無意中傷害了別人？就一個旁觀者而言，糾結于一些雞毛蒜皮甚至根本無人關注的細節，實在毫無必要乃至可笑，于是勸慰他：“不能用過高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為人只需心懷善意，大節無虧就可以了，關鍵是要把事情做好，做一個最好的自己”，諄諄善誘之余，不禁苦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小節上嚴苛刻板；經濟上怕沾嫌疑；總部間的矛盾糾紛，一旦涉及直轄、黃河，避之唯恐不及。看似自我要求嚴格，其實不過是怕惹人非議、避免受到無端猜疑的自我撇清行為而已，但由此，事情處理或已經被耽擱，公司或已受到了損失。

　　中國人歷來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有很多類似于“做事先做人”等說法，本意是勸誡世人做事時心要正，不能心懷邪念，否則所做之事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危害，或者是想說一個人如果心胸不寬、格局太小、境界不高，會限制其所做事情的空間和高度。但不能由此混淆了做人與做事的區別：做人論的是善良、正直，做事論的是能力、毅力；做人講修養，做事要較真；如果以較真的標準去要求做人，那這個世界就太呆板無趣了，相反，如果一個不愿做事的人，即便修身再好，不能影響和改變世界，不能使自己心靈上的陽光照耀到更多的人，那這種獨善其身的修身又有何用呢？如果我們一旦陷入對個人道德的過分要求而使這種道德標準成為你做事的羈絆時，是以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停止呢？還是在沒有違反原則的情況下適度從權，做有利社會和他人的事情？其實社會是多元的，道德標準本身是主觀的，我們做事不可能追求每個人的理解贊同，對于一個有充分閱歷和思考能力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內心的標準和要求。只要自己心胸坦蕩，以謠言非議不足懼的態度大步直前，才是真正的勇者，自古以來，中國儒家、理學等文化對人的束縛和要求本身已經超出了正常的人性，而我們這代人從小受到的共產主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各種被神化或宗教化的英雄事跡教育，更是虛幻地提高了對每個人的道德要求。幼時的我對此也深信不疑，自覺或不自覺的以此標準衡量自己，結果常常自慚形穢：因為自己私字滿腦子，小算盤經常打，與書上要求相比有很大差距，由此我整個青少年時代有了很多的自卑，學習和工作后，雖然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明白了這只是統治和愚化人的工具而已，自己不必抱殘守缺，但有些東西既然已經深入過骨髓了，就形成了精神潔癖或強迫癥，什么時候自然或不自然地就流露出來了，要清洗干凈終究還是難做到。在工作中也就顯示出很多病態的偏執，多慮和糾結。自己做事束手束腳，對他人道德和細節也有不切實際地要求，于人于已都很痛苦。思想上有制約，做事就會處處受掣肘，就不能放開手腳、朝著既定的目標心無旁騖地前行，最終成為百無一用的酸儒，讓短暫而寶貴的一生陷于無謂的苦惱之中。

　　生活中見過不少人，目標明確但謙虛平和，有原則但做事通達，內心堅守卻不拘泥于小節，即便有一天混同于污泥，看似被世俗污染，也自信樂觀，牢記自己心中的目標并且不停地為之奮斗，最終在污泥上開出芬芳的花朵，這才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也希望以這種標準來要求自己。

　　相信下一代人不會再受很多無謂東西的毒害，而我自己也要超脫一些，因為不管你有多真誠，對于懷疑你的人而言，你都是虛偽的；不管你有多純粹，遇到復雜的人，你都是工于心計的，唯大英雄真本色，自己當不了英雄，當一個本真、少受些世俗約束的人卻是可以追求的，用一句對兒子說教的話要求自己：“對自己道德的要求不要太高了，關鍵是要把事情做好，做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