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經濟形勢持續低迷，中小企業生存經營狀況不斷惡化，銀行金融機構、擔保、典當行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杭州廣角也不能幸免。3月份從典當業務一線轉到后經營清收崗位以來，遇到的難題和挑戰層出不窮，在化解的過程中有過成就感，對風險的認識和理解也有所更新，現將我的一些思考、感想總結如下：

　　一是關于我們從事的行業。首先這是高風險的行業，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高風險是否就意味著高收益呢？例如擔保業務，本身就是一個以小搏大的信用杠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擔保費，但杭州的擔保行業收費，從2002年到2012年，基本保持在年平均2.4%到3%左右的水平，扣除掉通貨膨脹因素，是不升反降。資產質量方面，任何一筆代償都會使擔保公司陷入流動性危機，如果有幾筆大額代償，則更有可能給擔保公司帶來滅頂之災。謝國忠在三年前的一次銀監會講座中曾談到一個觀點，他認為銀行的風險管理不能對沖系統性風險，如果有一個大的系統性的問題，如房地產、信貸泡沫的話，銀行不可避免會卷入，內部機制不一定能夠起有效作用。銀行的風險管理體制無疑比擔保公司要嚴密、系統得多，銀行尚不能幸免，何況擔保公司呢？其實從2012年的擔保行業情況來看，遍地哀鴻，最大的沖擊就是系統性風險。可見以微薄的擔保費收入來作為擔保公司的盈利來源的話，既產生不了高額收益，也不可持續。擔保公司的盈利模式不解決，那它的發展出路在哪里？

　　再看典當行業，歷史的悠久并未給它帶來輝煌，在有地方政府身影的小貸公司和如雨后春筍般的民間PTP借貸之間，典當公司的處境日益被邊緣化。房產典當業務是典當行的重要創收來源，但無論從辦理抵押放款還是風險處置方面，與民間的抵押借款都沒有任何區別，典當的牌照并未給典當行帶來任何法律或政策上的優先和扶持。在行業的發展政策上，典當行業也明顯不如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從未獲得過任何稅收優惠或政府補貼，主管部門的監管力度卻大大嚴于后者。在2012年國務院法制辦前來浙江就《典當管理條例》的出臺前調研中，政府的政策傾向也隱約可現——典當業務最好回歸到傳統民品典當，針對民品典當的處置金額上限也給予了大幅提高，但對房產典當的風險處置，仍維持不變。小貸公司和民間借貸已經把典當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水平拉下來了，典當業務在哪些領域還能夠創新、獲利呢？

　　但不可否認的是，2012年，很多外資在積極布局國內的基層金融市場，如收購典當行，大規模地建設小貸公司，他們的戰略考慮在哪里？很多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在不斷加大對小微企業的貸款規模和市場份額，如民生銀行，2015年的目標是要達到小微客戶500萬戶，市場份額在全國占比5%以上。金融理論界里，從銀行理財產品的“龐氏騙局”討論到影子銀行的風險研究，都可以看出，一直游離在中國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典當行、小貸公司、擔保公司、民間借貸等類金融主體，在從2008年開始的貨幣寬松時代，正日益發揮出不容小視的作用。這塊規模總量沒人測算過，也無法測算，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資本都想來分一杯羹，我們如何能參與到這場盛宴中去，又能全身而退？

　　二是關于風險的感悟。風險的理念應貫穿業務的始終。兩年來，不管是從事哪個領域內的工作，我經常思考的問題就是——風險是否可控？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使風險控制在可接受范圍內？答案常常是無解。現狀也往往是出了風險后再極力去化解。我漸漸意識到，對行業、對宏觀風險預判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對具體一筆業務的風險判斷和識別。如果我對國家從2011年開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嚴峻性和持續性有著清醒的認識，那么對于2012年的煤炭行業、水泥、鋼鐵等建材行業的萎靡不振就不會感到驚訝，更不會措手不及。如果我對這幾年來的寬松貨幣、緊縮信貸有過透徹的研究，那我就能夠預見到信托行業和其他影子銀行的蓬勃發展，及時調整業務方向。系統性風險無法對抗，無法化解，但可以預判，我在這方面的功力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