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尚瑞，祖籍安徽歙縣（今黃山市）1915年出生于金華。

　　父親程世達（立名）母親金巧生，生養四男：尚信（婺寶）、尚渭（勇寶）、尚俊（善寶），我居第四尚瑞（慶寶、靜安）。

　　父親一生謹慎，待人忠厚。在蘭溪縣游埠鎮協通當鋪任經理，一生工作順利，生活平穩，遇事退讓，心態平和，享年102歲。母親金巧生，知書達理，是賢妻良母的典型，在大家庭中威信很高，為小輩所尊仰。

　　我家是個封建大家庭，父親和叔父共建三進二層樓房700多平方，兩房子女共居一屋，伙食一起共餐，費用由父親、叔父共擔。炊事工作由兩房媳婦輪流值日。

　　解放前仍保持封建遺風，晨昏請安問好，送茶送水。晚飯后，一家人圍坐父母身邊，閑談敘話，類似上班報到，不敢缺課，待父母疲乏宣布散場，才各自回房就寢，已成慣例。小輩如有頂撞父母，那是大不敬。有一次堂兄尚禮對他父親的教導稍有抗衡，即受到嚴厲的遣責，只得由他妻子跪地請罪，才消氣了事。

　　現在父母雙亡，與我同輩兄嫂大部分去世，只有在重慶的三嫂章錫儒和我兩人仍健在，路遠迢迢，很少往來。

　　我21歲時在寧波娶妻王珊珊（美菊），我長她3歲。憑媒妁之言，并未會面，交換相片即成定局。珊珊并非丈老親生，其生母在上海，因子女9人，珊珊居老六，過繼給寧波姨媽。他們是小業主，薄有資產。對我這個女婿顧慮頗多，在未婚之前，即將我錢莊中的存款全數轉移，而且處處防備，因而婚后雖住岳家，貌合神離，并不融洽，后即攜眷回金華，與岳家基本斷絕往來。

　　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是生子女過多。子女8人：芙卿、鴻鑫、鴻煜、德華、敏敏、蕓蕓、婷婷、偉鳴。其中芙卿、鴻鑫在龍泉時夭亡。我在省銀行工作時因待遇豐厚，經濟寬裕，不感到有壓力，僅在龍泉時因二個子女多病，經濟一度困難。到臨解放時我還略有積余。解放后待遇降低，而生活水平仍不節約，結果負債累累，生活維艱。我妻珊珊又嗜煙酒。屢次勸戒不聽，有時家無隔宿糧。但那時我在省人行屬于高工資，加上解放前我的高收入，人盡皆知。因而經濟困難無人同情，有的說我不知節約，有的懷疑我故意裝窮，可能有大量黃金壓在箱底，真是有苦難言，自作自受。心中愧疚的是當我經濟困難時，正是父親生活需要子女接濟的時候，幾個兄長經濟自顧不暇，父母期望我能奉養，而我又無能為力，有違父命。現在父母去世，我經濟條件轉好，子欲養而親不在，成為終生遺憾！

　　綜觀我的一生，經歷了新舊兩個社會，命途坎坷，風浪甚多。不求榮華富貴，不求功名利祿，說不上“心底無私品自高”，也能為而不爭，但求平穩一生。自幼小就業于錢莊，此后一直工作于金融界。退休后又連續受返聘24年。屈指計算在金融界工作了72個年頭，工作如此穩定，亦足以自慰矣！

　　（一）
　　讀書少，工作早，是我青少年時的境遇。

　　我上小學時，白天在校讀書，家里請了一個秀才名叫汪籍五每天晚上到家授課，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連星期日也不放過。現在回想起來，這段時間學習，對文化進步幫助還是不小的。

　　當讀到初一時，我中途輟學了。事情出在三哥身上，那時他高中畢業，喜學國畫，他考浙江美院被錄取，四年學費要700余銀元，負擔很重。父母商量后，為節約開支，他進美院我去學生意。那時我不懂事，只能聽從父母擺布，去寧波錢莊當學徒。那時我才13歲，叔父陪我到杭州，經蘭溪、建德、桐廬、富陽走的是水路，然后我一個人乘火車到寧波。那時錢江大橋未造好，火車只在蕭山西興起點。加起來四天路程。我小小年紀出遠門，我稱為被“流放”，好不凄慘。看來安徽人喜歡出遠門經商，幼小離家老大回，不當一回事。

　　到了寧波，進了衍源錢莊。這是一家經營范圍比較大，業務比較穩健的大錢莊。第一件事是向錢莊經理張瀛州先生跪拜行見師禮，這是名義上的，他并不教我什么。

　　過的第一關是生活關。

　　當學徒是很苦的，沒有床鋪，早晚搭個起倒鋪就睡在店堂里；吃飯時與先生同桌，不敢放開肚皮，要候著給先生添飯；先生晚上用便壺，清倒是我的任務；有客人來送茶水，柜臺里外清掃全歸我包了；實際上是個勤雜工。

　　我在家時四體不勤，什么事也不做，這第一關不大好過。

　　第二關是語言關。

　　金華與寧波方言完全不同，我講的金華話他們不懂，他們講的寧波話我聽不懂。語言不通，思想如何交流？附近的人們都像動物園看猴子一樣來看我，也有傳說衍源錢莊來了個外國人。開始學寧波話學得不像往往鬧笑話。我沒有辦法，只好用“筆談”，他們對我也用“筆談”，就這樣學了三個多月，總算過了語言關，我也像個寧波人了。

　　第三關是業務關。

　　我是個小學生，根本不懂經濟，什么是存款，什么是放款，什么是劃賬，一竅不通。可進出都是錢，不好亂來。我只有安下心來多看、多學、多想，有時師兄指點一下，我下決心要把業務學會，有志者事竟成，經過一年多時間，不僅學會了，而且學得很精。我三年學徒出師，馬上升了外賬房，外賬房實際就是柜臺里的總會計，每天所有收付都通過外賬房匯總軋平。這個工作算盤功夫很要緊，我打的快而準，成為錢莊同業中“一把手”，有點小名氣。
寧波錢莊的資金往來，結算制度是很獨特的。同業拆借一個電話就拍板，也不要出憑證，資金就劃付了，第二天主動劃還。

　　買賣申匯，雙方交易員在錢業會館成交，一句話就說了算，資金在上海交割。

　　個人去商店買東西，只要人熟悉，說一聲貨款由那個錢莊劃付，拿了就走。

　　這種交易結算在當時是進步的，靠的是“誠信”兩字，那時很少有拖欠，經濟往來井然有序，那是非現在經濟社會所可比擬的。
作為外賬房要把這些賬務疏理清楚是很吃力的，有時帳軋不平，晚上工作到深夜也是難免的。

　　寧波錢莊對辭退職工有個規定，在吃年夜飯時菜桌上有碗紅燒魚，魚頭朝誰擺，這個職工就被辭退，第二天就卷鋪蓋，也不用談話。如果沒有人要辭退，經理先生就把魚頭朝向自己，所以這頓年夜飯并不好吃，大家提心吊膽，等經理先生這碗魚放好了，才放下心。我在寧波錢莊做了八年，從學徒工升到外賬房，已是錢莊骨干，所以我穩坐泰山，魚頭不會朝著我擺。

　　回想在寧波錢莊工作，特別是當學徒開頭一年，真是舉目無親，孤苦伶仃，晚上在被窩里不知哭了多少次，但又無可奈何！記得臨行時父親的訓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那時我也不知道什么才算得是人上人，只知道一個人要生存就得工作，不好好工作就要被淘汰，再困難也得挺過去。

　　（二）

　　應該說在寧波錢莊工作是很平穩，也是很順利的。到了22歲那年情況起了變化，金融風暴來了。國家受列強經濟侵略，白銀外流過多，先從上海開始然后影響到寧波，許多錢莊紛紛倒閉，我工作的衍源錢莊也被迫清理結束。

　　至此，我連同眷屬返回金華，待業半年，雖然衣食無憂，但思想壓力很重。我就讀于上海潘序論會計事務所函授班，學了一點會計知識。后來，浙江省銀行發展需人，我去杭州考試，總經理徐恩培先生親自面試，蒙批準錄用。從此我進入金融界的第二階段工作。

　　在浙江省銀行開始以助員試用，后經調至永康、義烏、浦江縣金庫工作，接著浦江改設辦事處，我被委派為辦事處主任。浦江是個小縣，經濟不發達，業務不繁忙，工作與生活都很平穩。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敵寇入侵浙江，浦江辦事處奉命后撤，一般員工各自奔散，我作為負責人攜帶賬冊憑證先到永康分行報到，再經武義、宣平、龍游、松陽、遂昌等縣到龍泉與總行會合。那時交通極為不便。公路不通，妻兒同行，雇了兩個挑夫，一個專挑賬冊憑證，一個挑了四個子女（二個籮擔、一頭二個）我和妻子走路緊跟，大約走了四天才到龍泉目的地。一路荒山野嶺，蛇蟲出沒，山間小路，步履維艱。為了趕尋住宿點，不得不摸黑夜行，點竹篾以照明，捧泉水以解渴。至今回憶，心有余悸。

　　到龍泉后，因珊珊懷孕敏敏，先安置去慶元暫住，慶元離龍泉90里，每逢星期日前去探視，往返步行兩天，艱苦備嘗。敏敏出生后，遷居龍泉，原想暫時得以安定，可命運坎坷，災難又來。女兒芙卿8歲患腦膜炎，那時珊珊又感冒，兩人同時服中藥，不小心吃錯藥，芙卿不治夭亡。禍不單行，接踵而來的幼兒鴻鑫又患痢疾，一病不起。三個月時間連傷一子一女，豈不痛哉！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我攜眷隨總行從龍泉復員杭州，總行直接對外經營業務，我奉委為業務部襄理兼放款科長。那時經濟還不穩定，我兢兢業業，謹慎放貸，任職三年，經手的放款沒有一筆壞帳，受到領導贊賞。到1948年國民黨腐敗透頂，面臨崩潰，物價飛漲，米價一天漲一倍。據統計100元法幣，1937年能買黃牛兩頭，到1948年連一根油條也買不到。在此情況下，業務基本停頓，等待解放接管。

　　（三）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省銀行被接管后，我進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從此我進入金融事業的第三個階段。

　　人民銀行是嶄新的金融事業，當時它面臨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經濟崩潰、物價飛漲、國力衰微，民不聊生的爛攤子。黨中央為挽救殘局，采取了一系列的英明決策。涉及金融方面的是：統一掌握貨幣發行，統一財政收支，統一調度糧食進出。從而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信貸進出平衡，物資供需平衡。這些決策的實施效果非常顯著，有效地恢復和發展生產，有效地制止了通貨膨脹，有效地搞活金融市場。當時為了實現貨幣和信貸收支平衡，實行了嚴格的現金管理，任命我為現金管理科長，在省分行副行長李文灝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金融市場基本穩定后又調任我為商業信貸科長，當時的政策是通過商業信貸支持工業、手工業以加工訂貨形式發展生產，同時又使國營商業掌握充沛的貨源以供應市場需要。這是完全區別于舊銀行的一種新型的信貸形式，我在其中得到鍛煉和提高，得益非淺。

　　在人民銀行工作時，我受到兩次政治運動的沖擊。

　　一次是1952年三、五反運動，有人誣告我與省銀行一件大貪污案有關，因而被隔離審查，歷時49天，行動不自由。涉案人原省銀行總經理尹志陶跳樓自殺，更增加案情的復雜性。后來水落石出，解除審查。

　　再一次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因出身于舊銀行，難逃審查厄運。歷時一年余，在此期間不能工作，就在行內集中一批被審查人員每人一張小桌子，掛上一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牌子，整日坐著，責令學習交代問題。在“造反派”批斗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開大會時，我作為“黑班底”陪斗。最后不了了之。接著下放“省五七干校”勞動，當了兩年“火頭軍”。后又調長興牛頭山礦區銀行辦事處擔任信貸員，直至鄧小平復出，才落實政策回行。

　　事實上每當政治運動時我基本上靠邊站，每當抓發展經濟時，正是我工作順利的時候，因而我的命運是與政治形勢攪在一起的。開始我也想不通，感到委屈，最后也想通了，在運動中全國性的受牽累的人多多少，許多老革命家對革命做出巨大的貢獻的如劉少奇、彭德懷等都受到嚴重打擊和迫害，甚至含冤而死。我這點小小沖擊又何足道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了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此國家穩定，走上發展經濟的康莊大道。1977年底我因子女頂職而退休。

　　退休后仍繼續工作，先后受聘于省人民銀行、省銀行學校、省工商銀行、省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浙江中財招商投資集團公司。

　　當時省銀行學校處于籌建階段，缺師資、缺教材，省人民銀行聘我為學校教學顧問，我負責編了一批教材，成立教研室，主教信貸，研究金融信貸理論，致力于培養青年金融人才。還接受原電子工業學院的聘請講授信貸課程。人民銀行總行委托浙江銀行學校辦了三期師資培訓班，學校指定我主持培訓工作。八年期間，工作忙碌，假日也很少間歇，自覺學業也有較大成長。在校領導和全體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學校培養出大批金融人才，走向社會以后，有不少成為銀行骨干，擔任省分行行長者有之，擔任市分行行長者有之，至于擔任科處級者比比皆是。因而銀行學校有“黃埔軍校”之美稱，譽滿全省。

　　在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工作時，適逢經理易人，金維愛同志接任總經理，他勵精圖治，改革創新，公司取得了很大發展，在此情況下，我學到了有關信托方面的新知識。我們莫逆相交50年，得益甚多。

　　受聘于浙江中財招商投資集團公司是我退休后工作的最后一站。也是我參加工作以來的心情最舒暢的幾年。中財集團領導人邊錫明同志年輕有為，胸懷大志，以全部精力開創事業，使中財的發展突飛猛進，光說塑膠產品就從96年的300萬元，到2003年猛增到近10億元，而且金融事業也大有發展，令人矚目。邊總創導的“誠實、認真、謙讓”精神，為全體員工所奉行，作為檢驗工作的標準。邊總的品德和能力，體現在“善于學習，勇于實踐”的精神；凡事有預謀、有策劃、富有改革創新的精神；握有重權而大公無私，不圖私利的精神。因此而贏得廣大員工的敬仰和愛戴。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有了邊總，才有中財的今天”。有了這樣的好領導，我也盡心工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竭誠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并且從中增長許多見識。離別之際，邊總贈我“七絕.夕陽紅”詞曰：“六年帷幄贊帳中，莫逆相交敘情衷。若憶最憶中財事，夕陽未晚無限紅”。足見我倆情誼深厚，是忘年交。

　　綜觀我一生的工作，不僅在金融方面在職多年，即退休以后也在金融系統活動。在職的時候職務變動雖多，結果都未升遷。1952年曾被提升為省人民銀行第二營業部代理副主任（副處）后因被誣告撤去；到1956年擬提升為商業信貸處副處長，省委組織部已批準，尚未公布（分行口頭已告知）但恰逢國務院通知全國提拔過多，暫行停止，又成泡影。就這樣，我進行時是科級，干了28年，退休時還是科級，原地踏步。說明我在職時波折頗多，并不順利，但可以告慰的是在退休以后我好運多多：

　　1981年被批準參加中國共產黨，這在退休后入黨是全省金融系統罕見的；

　　1987年被中國工商銀行總行評為高級經濟師；

　　1988年被中國工商銀行省分行聘為顧問組組長。

我還記得退休后大概1984年秋去人民大會堂聽報告，碰到人民銀行老行長儲偉修，他找我談話說：“解放后對舊銀行人員使用政策限制頗多，力不從心，感到內疚。”分行領導幾句肺腑話，話雖不多，深感溫暖，十分感動，平生無憾矣！

　　（四）
　　感悟人生
　　一、為而不爭
　　“圣人之道，為而不爭”，這是老子說的。做人要“為”，即老老實實做人，腳踏實地做事，凡是應該做的事情，都要用心去做。但遇事只能順勢而行。有些事情因種種原因一時難以成功，不必強求。特別是功名利祿切不可刻意強求，不要去硬“爭”。其實一個人競爭對手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一個人如果能戰勝自己，他就能戰勝一切困難。我一生為人謹慎，工作認真，不利于別人有利于自己的事情絕對不爭。回憶往事，曲折坎坷，悲喜交集。許多事在當時看，有得有失，而現在看，得又何所得，失又何所失，得失皆泰然，凡事不必在意。“為而不爭”實際是愛護自己，珍惜自己，三國演義電視劇卷首詩：

　　滾滾長江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古今多少事，都付談笑中，一切英雄成敗，轉眼消逝。一個人不“為”是不對的，這會愧對自己，但背勢而爭，反而會導致失敗。

　　二、學會“容忍”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沒有寬廣的胸懷和氣魄，就容易流于瑣屑和平庸。學會容忍，是淡泊一生的要領。一個人不能光看重自己，而輕視別人。當碰到不如意的事，心態一定要平靜。退一步天地寬，進一步則難免碰壁。容忍，也要學會“認輸”，不要期望自己會永遠擁有，不要期望自己永遠是贏家。面對不利的現實，要自己從泥潭中爬出來，不要不認輸，否則會越陷越深。認輸不是失去自尊，相反，正是為了今后保持自尊。我們要嚴以責已，寬以待人，才能豁達人生。

　　三、年老知老
　　人貴有自知之明，老了別以為自己經歷多，資格老。時間在推移，社會在進步，新生事物不斷出來。老年人經歷雖多，但時過境遷，很多經驗，已明日黃花。很多新鮮知識，老年人從來沒有接觸過，一竅不通，有何值得自我夸耀！因而謙虛一點，少犯錯誤。中財格言“誠實、認真、謙讓”，這謙讓兩字，對老年人特別重要。年老知老，也是老年修養的表現。

　　四、再婚不悔
　　我妻王珊珊1994年去世，2000年我與林潔芳結婚，時年85歲，而潔芳是55歲，年齡差距懸殊，人稱“老少配”。

　　我為什么再婚？老年孤獨，困難很多，雖有兒媳照顧，終不舒心。白天說話無人應，晚上急病無人知，飲食調理無人管，思想溝通無人說。經過長期思考，我決定再婚。一個人的幸福靠自己爭取，靠子女是不現實的，因為他們都有兒女，自顧不暇。我們婚后情況很好，過得很幸福。一批老同志對我們的婚姻贊賞而羨慕，認為不可多得。潔芳對我的照顧確實很好，這個照顧好是建筑在濃厚感情的基礎上。前幾年深夜發過兩次急病，一次是心臟病突發，一次是腦血栓，都是致命的。她在我身邊，有一點動靜都警覺，她從容應付，送醫院急救，得以轉危為安。我倆相濡以沫，心心相印，我深慶老年有伴，是最大的幸福。

　　我婚姻雖然美滿，但子女并不完全贊同。明智的子女很支持，他們的標準是只要潔芳善待我，小輩就放心。有幾個子女不支持，個別的甚至造謠攻擊，無事生非，竭盡破壞之能事。表面說得很好，“我對爸爸沒有意見”，好象潔芳同我不是一個整體，實際上已與我斷絕往來。其實，潔芳初來乍到，與他們原來不相識，有何深仇宿怨？現在我經濟自給，不要他們一分錢，為什么還有意見，原因何在？我百思不解，只有請他們捫心自問是否有愧。

　　我在等待，看他們何時覺悟？如果我能長壽，我等他們到一百歲！